吴宓曾经说过，如果要把拜伦比作李白，把弥尔顿比作杜甫，把华滋华斯比作陶渊明和白居易，那么，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便可以比作李贺。“坡氏之文与诗，具有仙才，亦多鬼气。”他作这种
不可否认，《乌鸦》（The Raven）是爱伦・坡诗歌的代表作，这篇美国诗歌史上的名作在美国几乎可以说家喻户晓。诗中主人公正处在因失去至爱亲人莲娜（Lenore）而悲伤抑郁之时，一只乌鸦飞来造访，主客相对，展开一段心灵的倾诉和对人生哀乐的探究。吴宓曾经借用中国传统诗学术语，称这首诗是一篇“悼亡诗”。事实上，作者其时并无丧偶之事，他在其名作《文章原理》（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中，曾自述此诗创作缘起及其构撰过程，也可以确证诗中所写情景人事，都是出于虚构，也借用中国古典文论术语来说，这首诗是“为文而造情”。而且，它在结构上用的是赋家惯用的“假设问对”的手法。这就难怪后人将其与贾谊《?鸟赋》相提并论，比并而观。
事情开始于1901年。美国传教士、曾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后来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W.A.P.Martin）偶然读到贾谊的《?鸟赋》，发现其与《乌鸦》一诗颇多相似之处，就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北华评论》（North China Review）。他显然对这篇贾谊赋很感兴趣，不仅把它翻成英语，多年以后，还作了一些修订，收入他的《中国传说与诗歌》（Chinese Legends and Lyrics，Shanghai，1912）一书中。根据他的对比，这两篇作品的类似之处共有如下七条：作者抑郁而濒于绝望的心境；求助于书籍以自我排遣；鸟来作客姿态傲慢；鸟的到来被认为是凶兆；向鸟诉说以求对人生之谜的解答；鸟的回答忧郁感伤；作者结合自家身世以理解鸟的回答。
汉代贾谊仕途失意，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任职三年，有?鸟飞入其屋，自感不祥，因作《?鸟赋》以寄意抒怀。这篇赋不仅是贾谊赋的代表作，也是汉代骚体赋的典型例证。《乌鸦》和《?鸟赋》，一中一美，一英一汉，相隔两千年，却如此巧合，让丁韪良感到十分意外。他甚至说，如果贾谊活在19世纪，或者爱伦・坡能够阅读中文，那么，人们简直可以怀疑，两篇作品是否存在某种“抄袭”关系。在现实中，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鉴于其类同关系，丁韪良在其文章标题中干脆把《?鸟赋》称作一篇“中文版的《乌鸦》”（A Chinese“Raven”）。就是丁韪良这篇文章发表的那一年，英国著名汉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斯(H.A.Giles)刚刚出版他自称为“世界上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在这种情境中，丁韪良的文章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和重视。翟理斯的文学史中只有两处提到贾谊（第54，97页），并没有具体涉及贾谊任何一篇作品，第97页提到贾谊的生卒年，又错定其生年为BC.199而不是BC.200，这些显然都是应该补充或纠正的。丁韪良的论文，准确标注了贾谊的生年，虽然只翻译了《?鸟赋》的序和开头一段，毕竟是直接处理具体作品文本，与翟理斯文学史所提供的有限的贾谊知识相比，丁韪良无疑推进了一步。不过，严格说来，且不说以今天的标准，即使以20世纪初的观点来看，丁韪良的翻译也显得很不严谨，将译文与原文简单对照，就会发现其毛病，误解原意，甚至加入原文没有的文句，并不在少数。
这引起了翟理斯的不满和批评。他在1915年出版的《汉学杂录》（又称《[山翟]山笔记》，Adversaria Sinica，Series II，No.1，Shanghai:Kelly & Walsh，1915）中，专门写了一篇《中文版的爱伦坡〈乌鸦〉》（Poe's Raven――in China），针对丁说提出不同看法，同时也顺带更正了自己旧作中对贾谊生年的错定。翟理斯此文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批评丁韪良翻译之疏误，二是指出其实这两篇作品并不像丁氏所说，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事实上，这两点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证明这两篇作品的类同，丁韪良除了列举上述七条证据，还别出心裁，在翻译中特意采用了近于《乌鸦》的诗体。凡是读过爱伦・坡这篇名作的人，都会对诗的形式特点留下深刻印象。这首诗一共18节，每节六行，每节末所押韵字，皆以more结尾，包括evermore，nothingmore,nevermore,其中乌鸦发言的六节，更是统一以nevermore收结。为了强化声韵效果，作者不仅一韵到底，还在行间运用词句的复沓重叠，达到音韵谐美的效果。这种形式上的整齐划一，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丁韪良所翻译的《?鸟赋》片断，一共分为8节，每节5行，每节末所押韵字，皆以ay结尾，而?鸟两次叹息，都以“Well-a-day”结尾；同时，还尽量利用密集的韵脚，强化音韵的谐和。读过《?鸟赋》的人也都会知道，此赋并没有这样的分节，更没有如此的韵式，英译本的这种形式特点完全是丁韪良创造出来，或者说是强加上去的，是他为了进一步突出两篇作品的类同而“削足适履”地制造出来的。这就难怪翟理斯批评丁韪良译文与原作相去太远。抛开这些外形特征不讲，对比局部细节，也可以发现两篇作品的诸多不同。翟理斯强调，实际上，这两篇作品的类同有限的很，即开篇部分的一个不幸的人和一只不祥的飞鸟，仅此而已，无足为重。如果有心发掘，那么，中西诗歌中这一类的例子正多得是，不足为奇。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两个西方人不约而同都称贾谊的赋为“中文版的《鸟鸦》”，换句话说，他们是站在英语文学的立场上，来重新“命名”贾谊的这篇名作。若干年后，当一个中国人开始翻译《乌鸦》之时，他则以汉语文学为基点，来重新“命名”爱伦・坡的这篇名作。这恰好形成一个有趣的对照：站在本国文学的立场上，在异国文学中发现了与本国作品的类同。
1925年9月，《学衡》第45期上发表了顾谦吉对爱伦・坡《乌鸦》的汉译，题为“阿伦波《?鸟吟》”。编者吴宓为这篇译诗写了一段编者识语，识语中包括了本文开篇所引述的那一段文字。不管顾谦吉在翻译此诗前是否读过丁韪良和翟理斯的文章，他将《乌鸦》译作《?鸟吟》，已经表明他确认了爱伦・坡和贾谊作品的类同。换句话说，美国人丁韪良（英国人翟理斯在这一点上是有保留的）和中国人顾谦吉，先后注意到这两篇作品的类同，虽是偶然巧合，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顾谦吉的译文，一共18节，每节6句，只有第一节大概因为汉语无法容纳原文的意思，故拉长为8句。大多数句子是七言或八言，句中皆以“兮”字绾接，是相当纯粹的骚体赋格式。译作在形式上保存了原诗形式整齐的特点，能够较多体现了原诗音韵谐美的优长。然而，爱伦・坡写的毕竟是诗，不是赋，于是，译者特意在译题中用“吟”而不用“赋”字，寓有区分之微意。赋之为体，本来即界于诗文之间，骚赋之体又较一般赋更近于诗；汉代以后的骚赋作品，大多数固然仍以赋命名，也有一些则以“吟”、“引”“操”之类名篇。要之，顾译在形貌上已具有明显的骚赋特点，使得《?鸟吟》在视觉上和听觉上都更逼肖《?鸟赋》。其实，在我看来，《乌鸦》诗假设问对，铺陈幽怀，其题即译作《?鸟赋》也无不可。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坊间流行的似乎是曹明伦的白话文译本，而早年的这个文言译本则少有人提起了。
在文学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固然注意追寻对方的异，以获取新奇的刺激，但同时也热衷于求同，以获得相互印证和认同。在求同的大势之下，某些具有类同特征的文化资源及文学文本，更容易引起另一方的注意和共鸣。《?鸟赋》和《乌鸦》就是一例。《?鸟赋》可能是最早被英美汉学家注意并译为英文的赋作之一，而其中的重要机缘，则是它与《乌鸦》的类同，不管这种类同有多少，是表面（貌）的，还是内心（心）的，是虚幻的，还是真实的，人们总是乐意投注自身的关注和热情。1959年，哈佛大学海陶玮（JamesHightower）发表论文《贾谊〈?鸟赋〉》，对这篇作品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Chia Yi's'O wl Fu’，Asia Major 8，December 1959，125-30）。1971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滋生（BrutonWaston）在其翻译的《汉魏六朝赋选》（Chinese rhyme-prose;poems in the fuform from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s，1971）中翻译了这篇《?鸟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延续了丁韪良、翟理斯所开创的这个汉学研究传统，续写了这一段中外文学交流的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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