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资深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8月12日在讨论会上公开承认自己曾是纳粹党卫军人。消息一经传出德国乃至欧洲为之震惊,舆论哗然,褒贬不一。顿时,格拉斯成了有争议的人物。
8月14
瑞士《苏黎世市报》:“格拉斯年轻时为纳粹党卫军本可原谅和理解,但他的缄默不可饶恕,他缺乏谦恭,不能揭示自己人生的谎言,因此可称他为‘伪伦理作家’”。
挪威《奥斯陆日报》:“问题不在于他供认当过纳粹兵,而是他长达61年之久的缄默,作为一名长期投身政治的积极分子,他是欠明智的。”
丹麦《哥本哈根日报》:“在他自述年轻时当过纳粹兵后,愤怒的人群围着他,要求取消他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应为废墟。”
波兰的反应尤为激烈。格拉斯1927年生于波兰但泽,现是该市荣誉市民。波兰总统瓦莱萨劝格拉斯交出“但泽荣誉市民证”,因为“波兰人对格拉斯感到失望”。“但泽市议会”也决定要求格拉斯放弃这一称号,尤其因为二战是在该市开始的。
对格拉斯的质疑、谴责声不绝于耳,但也有不同看法。
德国联邦议会主席拉默特提醒人们勿夸大其词,避免言过其实的结论。“有时人们趋于对他人的行为举止偶尔一为作尖锐、无情的伦理评价,但应正确把握当时的历史和他的个人处境。”
波兰大主教会主席米夏利克大主教则认为:“格拉斯的这一公开承认使他变得更伟大。今天,他是个年近80岁的老者,承认有罪,请求大家宽恕,因此成了更高的权威,胜于他1999年获诺贝尔奖时的作家。”
其实格拉斯早就承认“自己是纳粹党卫军人”。《法兰克福汇报》(2006年8月16日):“战争一结束,格拉斯在战俘营中就向美军方承认是前线作战的纳粹党卫军人,相关材料现存于柏林国防军问讯处。”1967年他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作报告时也作了类似的说明:“14岁是希特勒青年团员,16岁当兵,17岁成了美军俘虏。”“联邦德国文学史”(莫尼黑,1988)中也有相同表述:“服预备役炮兵,应征入伍参战,后被美军俘虏,1946年获释回国。”这儿无意为他的“过去”开脱,只是意在强调,格拉斯对自己的历史保持清醒的记忆,数十年来以他特有的方式经心正视“过去”,正确认识、对待历史,他把亲身经历与文学创作结合作反思、清洗、净化,因为过去的一切都是由未来决定的。
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长篇小说《铁皮鼓》(1959),《非人的岁月》(1963)及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就是典型地再现了他的“自我反思”,无不融入个人经历。这些故事都发生在但泽地区,他青少年就在这儿过的,格拉斯试图通过对历史进行艺术加工向人们揭示历史教训,控诉纳粹军国主义的罪恶和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矛盾。这些作品使他在家乡文学上永存,因此他深受波兰人敬爱。但泽市还特为“铁皮鼓”主角奥斯卡・马策拉特建了一个小纪念像作回报,格拉斯与故乡的情结由此可见。1970年12月格拉斯陪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来华沙签订“华沙条约”,事后他写道:“勃兰特在华沙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双膝跪下,向受害的犹太人致哀谢罪,只有这样才真正明白德国的滔天罪行。”因此,可以理解为何但泽市长阿达莫维齐大声疾呼:“攻击格拉斯自己不利但泽声誉,也无助但泽市民和波兰人。”
诺贝尔奖委员会(斯德哥尔摩)对抗议风暴的反应是冷静、严厉、尖锐的暗示:授奖决定不可更改。“君特・格拉斯能成功地应对他的‘过去’,他对‘过去’的铲挖比大多数人深,他发现善与恶的根是怎样互为交织的,这就是授予格拉斯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
格拉斯与海因里希・伯尔(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一样献身文学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借助语言透视事务”,这就使他俩在文学上得到公认的同时也获得对他俩道德上的信任。“向别人述说自己,这是一种天性;因此,认真对待别人向你述说他自己的事,是一种教养”(歌德)。格拉斯正视历史,不忘过去,再现了他的成熟和文明,他不但修复了德国的形象,且赢得世人尊敬。2005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获“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提名,这项提名是格拉斯向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出的,因为施罗德对伊战说“不”,坚持欧洲的和平政策,这表明格拉斯在认真反思历史,又在积极善待未来。
8月16日格拉斯自传体新作“剥洋葱”(Beim H?;utender Zwiebeln)比预期提前半个月出版了。8月17日发售13万册,轰动德国。这是他人生的又次剖白:“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又一层剥去外皮,才能触及核心。”那生命里的疼痛和忏悔,“一直埋在我心里,纠绕我,让我不得安宁,我现今的所作所为与我年轻时针锋相对”。正是这刻骨铭心的疼痛使他更清醒,更理性地审视自己,审视德国民族;正是这种审视使他的灵魂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磨,从而成就了他一步又一步天才杰作。
格拉斯更高大,更真实。格拉斯,永恒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