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的情人 易卜生晚年的红颜知己威尼斯少女巴尔达赫
一百多年来，易卜生一直被相当一部分批评家们视为最早张扬女权主义观念的现代作家之一。这大抵是由于他在其名剧《玩偶之家》中所塑造的以摔门出走而震撼欧洲乃至中国的女权主义代表娜拉的缘故。随后，易卜生又在自己的其它剧作中塑造了诸如海达・高布乐、艾梨达和吕贝卡・维斯特等极具个性的女性形象。她们大多个性刚毅，行为果敢；内心涌动着对压抑人性的传统父权制的强烈不满，和对自由、崭新生活的急切向往。因而，她们的所作所为往往难以让已经延续数千年的父权社会认可和接纳。然而她们并不因此而长久蛰伏，而是时常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做出反映：娜拉愤而出走，海达以死相争，艾梨达以沉默和终日独自在峡湾游泳来表达不满……易卜生认为，女人的（心理）世界是一个全然不同于男性的世界，而一直以来，我们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都是以男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判断为价值准绳的。这自然是极不公平的，也是反人性的，是应该加以抨击的。不过，易卜生却多次否认自己是要以这些剧作来为妇女争取什么权利；而只是想以女性的尴尬和恶劣的处境作为极端的个案，来表现这个社会对人性的种种压抑，以及这个社会在本质上的病态与错位。
其实，女性不仅是易卜生戏剧创作中的重要角色，在他的现实人生中也影响巨大，有些甚至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终至以各种感人的形象出现在其剧作中。作为剧作家同时又是诗人的易卜生，对于其情感世界中出现的种种人物和事件总是极度的敏感和脆弱，每一次两性遭遇的经历都在其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与风暴，或呻吟，或呼号，或啼血……最终都成为他笔下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形象。
易卜生第一次与女性在情感上的遭遇就令他痛不欲生，并悔恨交加。那一年易卜生18岁，正因家道衰落而在百里之外的海湾小镇格里姆斯达（Grimstad）一家药店当学徒。在此，易卜生度过了他人生历程中极端痛苦也是至为重要的五年。第一个将易卜生及其作品介绍到英语世界的埃德蒙・戈斯(Edmond Gosse)曾这样感叹道：“欧洲一百年来最富独创性，最具影响力的灵魂竟然是在药材堆和药片味中渐渐长成的。”易卜生自己显然也极不甘心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他许多年后在谈及自己当时的处境时也承认：“我自己因生活条件和处境所迫，不得已和我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交战状态之中。”他几乎不给家里写信，唯一与他保持通信往来的是他的妹妹海特维格。就是在这一年，传出了与他在同一个药房打工的女工，比他大8岁的爱尔斯・金斯达特（Else Jensdatter）怀上了他的孩子的丑闻。爱尔斯很快被打发回了家，并于数月后产下一子，取名为汉斯・杰可布・亨利克逊（Hans Jacob Henriksen）。法院裁定易卜生负担其私生子的生活费用，直到男孩14岁。这对于已经穷苦以极的亨利克・易卜生，无疑是雪上加霜，更加难以忍受周围的庸俗与不解所造成的精神压力。
此时的易卜生（20岁），已打定主意：一定要考上奥斯陆大学（当时叫克利斯丁纳大学），离开这让他肝肠寸断、极度蒙羞之地。他拼命地复习各门功课，然而最终却以拉丁文等两三门课的不及格而名落孙山。具有讽刺和象征意味的是，在这期间他却创作出了以罗马历史为背景的剧作《凯蒂琳》。命运的安排就是如此。大学没能考上，而他的剧作和诗歌却得到了一些人的赏识。正在卑尔根（Bergen）筹建挪威人自己的剧院的民族主义艺术家奥勒・布尔（Ole Bull）盛情地邀请易卜生去他的新剧院做专职编剧。这正是易卜生求之不得的。大学的梦难圆，而戏剧创作却似乎是他的那杯羹。更要紧的是，他能够马上离开格里姆斯达。很快，他就交出了他的第一部“合同剧”（dutyplay）：《圣・约翰之夜》。这其实是他在格里姆斯达就草拟好的剧本。剧院同仁大喜过望，以最短时间将其搬上舞台。然而演出却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剧场一片嘘声。易卜生茫然不知所措，长时期没有灵感产生，生命步入了低谷。就在此时，又一个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蕾克・贺斯特（Rikke Holst）是当地一位船长的女儿，单纯而又活泼。失意中的易卜生频繁与其约会，并为她写了不少的情诗。船长很快闻悉了此事，于此大为光火：谁会把女儿嫁给一个供养自己都困难的穷编剧。他警告易卜生不要再接近蕾克，否则易卜生的双腿将不能再走路。易卜生闻此落荒而逃，再也不敢与蕾克相见。30年后，名贯欧洲的戏剧家易卜生与早就是特蕾塞尔太太的蕾克有一次意外的相逢。他们之间颇为风趣的对话，充分展现了易卜生性格中较为真实的一面。他问她：“咱们之间的事后来怎么就没有结果了呢？”她淡然一笑：“我亲爱的易卜生，难道你不记得是你拔腿就跑了吗？”“是啊，是啊！”易卜生赶紧应道，“与人迎面相向时，我素来都算不得勇敢。”
然而，易卜生在他的戏剧世界里，却是很少有退缩之举的。他重又专注于剧本的创作，并很快写出了以挪威的历史为背景的剧作《武士坟》、《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等传奇剧。虽然它们的上演也并不成功，却是他最终步入成功的必经的台阶。天道酬勤。易卜生来到卑尔根之后创作的第四个剧本《苏尔豪格的宴会》终于赢得了卑尔根人的青睐：这正是他们愿意看到的既充满爱的曲折，又暗含有政坛斗争的自己民族的悲情故事。该剧首演的当晚，不断地激起观众的鼓掌。易卜生后来回忆道：“坐满观众的剧场里时时爆发出‘卑尔根的抒情诗’的阵阵呼喊。演出结束时，观众不断高喊作者及演员的名字，要求他们再次出场。当晚，乐队在众多观众的簇拥下，在我住处的窗外演奏了很长时间的小夜曲。我差一点就克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之情，想要去对他们致以谢辞。总之，那晚我非常幸福。”
其实，更大的幸福还在后面。《苏尔豪格的宴会》使易卜生名声大振，也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她就是酷爱戏剧的女作家玛格达琳・托勒森（Magdalene Kragh Thoresen）。在观赏过该剧的演出之后，她诧异于卑尔根竟有如此富有才气的剧作家，便盛情邀请易卜生来自己家作客。在全家人出席的招待宴上，玛格达琳侃侃而谈，而本来就不善言辞的易卜生却只注意到了玛格达琳的继女苏珊娜・托勒森（Suzannah Thoresen）。这是一次一见钟情的相会。易卜生回家便有诗作产生：《致我的唯一》(To My Only One)，并在随后的会面中大胆地献给了苏珊娜。在玛格达琳的诧异和不解中，他们宣布了他们的定婚。这是一个延续了一生的婚姻。那么，苏珊娜身上到底有什么殊异之处吸引了易卜生呢？多年以后，在给评论家彼得・汉森的信中，易卜生这样写到：“一直到我结婚之后，我的生活才真正具有了意义……她所具有的素质正是我特别需要的――缺乏条理，但却具有浓重的诗人气质，眼光远大并对一切琐碎小事强烈地憎恨。”的确，与易卜生相伴近50年的苏珊娜算不上是楚楚动人的娇柔女子，然而她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她对于眼前的这位天才慧眼独具，当仁不让，决不放弃。他随后剧作中出现的那些强悍的女子，肯定有苏珊娜的影子。在他们共同相处岁月中，易卜生有失落的时候，也有绝望的日子，然而苏珊娜从来没有丧失对这位戏剧天才的信心和期望。她知道他的价值所在，其坚定的程度甚至超过他本人。有一段时期易卜生因为遭受批评家的攻击而垂头丧气，几欲放弃写作而改操画业；是苏珊娜将笔递到他的手中，鼓励他坐到桌边，去继续他那最能展现其魅力的戏剧创作。易卜生的传记作家汉斯・海泊格写道：“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这一双手的不懈地扶持，他的结局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他们在1856年一月的相逢应该是挪威文坛的幸事。”易卜生的儿媳贝格丽奥回忆说，苏珊娜在78岁那年曾经对她这样说：“易卜生的性格中缺乏刚毅――然而我给了他刚毅。”毋庸置疑，苏珊娜的出现，给易卜生的生活带来安宁，带来灵感，也带来变化。他们结婚后，易卜生就接受了首都“克里斯琴阿尼亚剧院”的邀请，离开了贝尔根。
到达首都后的第一个演出季，易卜生就向剧院交出了他在贝尔根就已构思成熟的剧本：《海尔格伦的海盗》。这是以维京人(Vikings)，即北欧海盗为题材的典型的民族戏剧。其中的女主人公伊厄棣斯(Hjordis)，易卜生在后来致友人的信中称，“跟后来的《爱的喜剧》中的斯凡希尔德一样，是以同样一个原型为依据的”，那就是他的妻子苏珊娜。这是易卜生献给爱妻的一首情诗。易卜生对妻子的爱是毋庸置疑的。几十年的相濡以沫使他们已经形同一人，难以分离。然而在其晚年生活中出现的一件事，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成为易卜生留给我们的众多秘密中的一个。
1889年的夏天，易卜生和苏珊娜再次来到瑞士山区一个叫戈森那斯的避暑胜地度假。此前的连续好几年他们都来到这里消夏。今年他们特别兴奋，因为当地政府看重这位名人的不断光临，已决定将那里的一个广场命名为“易卜生广场”，特邀他们夫妇俩出席命名仪式。爱米丽・巴尔达赫，一个18岁的威尼斯姑娘也随其母亲来到这一场合，并经人介绍认识了易卜生夫妇。就在苏姗娜与其母就她们“共同关心的话题”兴致勃勃地交谈时，“小姑娘”也拉着这位她十分仰慕的老作家的手，到一边散步、交谈去了。易卜生察觉到了“小姑娘”异样神情中所蕴含的意义，然而他并不敢多去揣测和幻想，一则作为名人被追逐和青睐在易卜生已不算新鲜事，二则苏珊娜已不止一次地指斥他纵容一些女孩子的飞光流目。虽然他曾经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探测女性的心理和心态,以及她们对诸多事物的看法，并借此了解自己在她们和大众心目中的地位；苏珊娜仍然认为这是不够严肃和自尊的行为。因而在这初次的见面中易卜生显然不失长者的身份。但是回到宾馆之后，易卜生发现自己很难将这“小姑娘”从自己的脑屏幕上抹去：她太富有激情，太非同寻常了。易卜生在这女孩子的身上似乎发现了女人真实的内心，发现了女人巨大的魅力。他禁不住提笔伸纸想要写些什么，然而这一次他所写下的，不是剧本而是一封长长的信。在短短的两个月中，他给她一共写了12封信。其间他们谈到了很多话题：有爱情，有婚姻，有疯狂，有犯傻……易卜生说他很想试验一次犯傻的滋味，抛下一切冲到她的跟前，拉着她的手到“天边外”去为真情活一次……然而，两个月之后，易卜生在第12封信里郑重地规劝爱米丽，这样的信最好还是别写下去了，因为结果对大家都不会有益，或者就根本不会有结果。爱米丽那边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她一直珍藏着这些信件，一封也没有遗失。在易卜生去世的当年（1906年），36岁的她便将这些信件交给了勃兰兑斯。而后者悉数将其发表，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兴奋，有人受伤；其中最受伤的当然是苏珊娜。而易卜生已经在另一个世界，她又能说什么呢？事实是，易卜生在这一“奇异的插曲”之后不久（一年）就发表了最为令人震叹的剧本《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1890），其主角就是一个极为疯狂和怪异的女性。海达显然不是以爱米丽一人为原型的。譬如海达对舆论的恐惧就不是爱米丽的特性。但是海达身上的激情与疯狂明显带有爱米丽的痕迹。我们不得不承认，正因为易卜生对女性心理的强烈兴趣和关注，我们才得以欣赏到易卜生对于女性内心世界烈火般燃烧的激情，以及这股激情遭受压抑后火山般爆发时摧枯拉朽，酿成惨烈悲剧的生动描写。
女人,在易卜生的剧作中占有极大的分量,一如在他的生活中。她们唤起他的激情，也激起他的灵感；她们让他痛不欲生，也让他发现了意义。总之，难解是什么样的宿命使易卜生与女人有缘。了解易卜生和他的女人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剧作，尤其是在他去世100年后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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