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热爱生活的角度来说，李朋义绝对算不得成功人士。他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时尚话题，红酒、雪茄、收藏等离他很远，他不知道周杰伦是何许人也。家和办公室咫尺之遥，可家人总觉得他是在千里之外。打电话约采
2004年3月的一个料峭春夜，在大兴黄村芦城开发区的一片黑黢黢的工地上，两个中年男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顺着几处依然亮着灯光正在抢工的工区一一巡查着，不时裹一裹身上的棉袄，和工人说了几句话，又往本子上记着些什么，两人往更远处走去。这一趟八成又得转一个半钟头，途中，二人拣了个土坡坐下，稍事休息。其中一个望着满天的繁星出了会儿神，侧过头，问：“甲英，你说别人能理解咱们吗？如果人家将来不理解我怎么办？”另一个答：“嗨，社长，不求别的，有你的理解我就知足了！”两张疲惫的脸相视淡然一笑：“对，有咱们自己理解自己就行了。”深吸了口气，两人又铆足劲儿站了起来，往深处走去。这两位深夜不归人就是李朋义和当时负责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建设的刘甲英。度过了数不清的这样的夜晚后，有一天，刘甲英无意中说出了这一幕。
会议中心到了，看着眼前这绵绵一组赭红、深灰夹杂着白色相映成辉的建筑群，2004年春天的一个情境再次浮现：那天，被李社长领着在工地上参观了一大圈，将近晚上9点，他带着我们和几个没有谈完事的推销员，一行人来到南通四建临时搭建的一间小屋就餐。房顶上工人夯着铁锨劈啪干活的动静实在不小，淹没了一桌人的说话声。平时，李朋义和刘甲英吃的是和工人们一样的白菜粉条炖豆腐，偶而来几块红烧肉。那天，南通四建特意为他们改善伙食，一位老大爷烧得了一锅香喷喷的草鱼，还有一碟花生米和一大碗炒油菜。李朋义先是给各位敬酒，然后大口地吃着饭。也就不到一个钟头光景，大伙儿说着说着忽然静了下来，原来他含着一口饭睡着了。刚刚进门的老伙夫想问社长再添点儿什么，才一开口，李朋义身子一晃惊醒了来，几乎是本能地抓起酒杯向老人敬酒表达谢意。
看惯了李朋义在外研社大厦里衣着光鲜、绅士体面的样子，谁能想象得出他在工地时的样子呢？一顶红色安全帽、一件有四个鼓鼓囊囊大兜的棉袄、一条溅满泥点的咔叽布裤、一双拖泥带水的大头鞋，被阳光晒得黝黑的脸庞和充满着焦灼期盼的眼神。在短时间内上马一个斥资3亿元的大项目，又要兼顾工期和质量并如期竣工，谈何容易？2004年的第一天，当看到方圆100多亩的工地上到处矗立的还都是钢筋水泥毛坯建筑时，李朋义呆不住了，撂下一句“我住工地了”，抬脚就走。从此开始了夜以继日在工地上转悠，顾不得睡觉、顾不得洗脸、刷牙、沐浴的日子。那时的他眼睛始终布满血丝。每一天的监工生活从早晨6：30开始，到次日凌晨3：00左右结束。
李朋义每天要在工地上巡视六遍以上，棉袄上甲乙丙丁四个大兜就是他坐镇的办公室和秘书。一个兜里面装着笔记本，把每一个不合格的地方记下来，找工头督改，直到合格后划勾才作罢；第二个兜里装着石头、木头、砖头的样品，随时比对；第三个兜里装着推销商塞给他的数不清的名片；第四个兜里是他治疗糖尿病需要服用的药片。干过十几年建筑工程的农民工说，从来没见过甲方经理而且还是法人代表天天在工地上监工的。
深夜1点，送走了最后一位推销员后，他带上一只极亮的手电，穿过临时宿舍里一条长长的伸手不见五指的走廊，开始了一天中最后的一趟巡视。走到一处工区，听见两个抹墙的工人抱怨着睡不够、肚子饿，李朋义诚心诚意地对工人师傅说：“没办法，为了抢工期，辛苦了，我给你们拿吃的去。”他把宿舍里的牛奶、馒头干、饼干搜罗一空全都给了这两个农民工。
后来有一天李朋义回忆说，那几十天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他当初始料未及的。从未学过一天土木建筑装饰设计的李朋义在十年里盖了两个标志性建筑，因此旁人特别喜欢问他：“出版和盖楼您更喜欢哪一个？”他的回答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凭心而论，如果我当初学建筑，可能我现在会更快乐些，不会有那么多烦人的竞争。”说这话的那一天，会议中心已进入最后的验收和扫尾阶段，李朋义正紧锣密鼓地张罗着工人浇花种草，他恨不得一天就让这儿变得鸟语花香。眼瞅着前几天才栽下的竹子，昨天还枯着，今天竟抽出了嫩芽，李朋义很感慨：“它们都是有生命的，我是在培育生命、积德行善。如果有一天我退休了，没有世俗的嘈杂，不用动太多的脑筋，我就在这儿当一个园林老人，看着外研社的一草一木。”
在会议中心转悠了大半天，终究还是没有见到李朋义，在折回城里的路上，忽然脑海中跳出一个词：理想。23年前，当时还是小编辑的李朋义要跟着社长去北京饭店见一个英国出版商，出发前两个小时，李朋义突然想到应该给社长作个名片。于是他拿一张纸在打字机上打了一大堆名衔，又小心翼翼贴在了一张硬纸板上，剪剪裁裁为社长作了几张名片。那时的小编辑李朋义自己还没有名片。是美丽的理想不渝的理想，支撑起李朋义今天的一番事业，不同的是，现在的李朋义可以不用名片走遍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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