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亭亭：所有的老兵都痛恨战争

摄影／张弘

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美国著名华裔作家，其著作在美国颇有影响，《剑桥美国文学史》对

近年来，她的作品屡获大奖，其中包括“国家图书奖”、“国家图书评论奖”、“美国学院和艺术与人文研究院大奖”以及前美国总统克林顿颁发的“国家人文勋章”等等。美国文学界把她的作品作为当代美国文学、女性研究、族裔研究、人类学等课程的必读教材。目前汤亭亭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文学系。

在北京论坛的会场上，第一次见到汤亭亭，当时的我孤陋寡闻不知其何许人也，只觉得她银发披肩笑鄢如花，绝对吸引眼球，后来看到很多国内外有头脸的学者专家都找她合影，便知其必非等闲。第二次见到汤亭亭的时候，却是在北大为她举办的报告会上。这天正好又是她66岁的生日，她还特意为大家读了自己在幼年的诗作。

报告会题目是《从女勇士到和平的老兵》，浓缩了她三十多年对写作的感悟。

我们的采访安排在报告以后，学生和“粉丝”太多，一拨拨儿来找她合影，她始终面带微笑不厌其烦。她身形娇小，以至于站在她身边的人都被无形放大，可是她魅力十足，气势充满房间。

最后终于有机会走近她。汤亭亭的语调深沉，语速粘滞，让人觉得她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采访结束时，她还不忘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那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了。

读书报：这些年来，您已经获得了各类大奖和荣誉，比如前美国总统克林顿颁发的“国家人文勋章”等等，您觉得满足吗？

汤亭亭：获奖是一件好事。可是你知道在这些表彰中，比如“国家人文勋章”，是旨在奖励一个人的终身成就，这样的勋章总有些总结回顾的味道，好像一个休止符，似乎让我感觉自己工作应该到此为止了。可是我今年才66岁，还有很多事情我要去尝试呢。

读书报：您曾经提到，自己在做梦说梦话的时候会说中文，现在还会这样吗？您的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吗？

汤亭亭：这大概是在25年前我在一次采访中说过的话。最近，我的确还有在做中国内容的梦，还是和童年的生活有关。我想对中国的情感一直根植在我的内心深处吧。

读书报：那么写作呢，有没有受到中文的影响？

汤亭亭：我的写作生涯一直深受中文的影响。我的短篇作品中，很多都是从母亲讲的故事里来的。我的母亲又是从她的母亲那里知道这些故事的，然后是母亲的母亲，深究下去这些影响就是来自中国。

至于我的“和平书”创作灵感也是来自中国。很小的时候，我听家长讲中国历史上有三本著名的“和平书”，但是因为在中国，王朝的更迭都有屠城焚书的传统，所以它们都失传了。所以，为了纪念这三本“和平书”，我就决定写一本自己的和平书。“和平”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读书报：但是一场大火把您尚未完成的《第四和平书》的书稿都烧毁了。据说，您没有试图恢复旧稿，而是重新写了一本，也就是已经出版的《第五和平书》。为什么？

汤亭亭：我总是用一种探索式的方法来写作的，喜欢不断尝试新东西。如果让我往后看，回忆我写过的东西，这是我不愿意接受的。

事实上，我是有机会恢复《第四和平书》书稿的。我的一个学生是个催眠师，他建议只要我依靠催眠的帮助，就可以回忆起电脑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我还是放弃了，因为我觉得这样被带到旧境中，仅仅是为了召回那些文字，实在很恐怖。所以我决定忘掉这本被烧毁的书，从某个地方重新开始。

起先我一直在写别的东西，因为当时我丧失了写小说的能力，想象力也完全丢掉了。大火之后，我陷入一种自我境界，用一种隐秘的、非公开的方式写作――其时我变得不关心那些文字，只想为我自己写，尤其是用童年的方式写。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若干年，直到有一天写小说的那个“我”终于回来了，但是此时，这本书已经和大火之前的那本完全不同了。尽管我依旧使用一样的角色，一样的场景，但内容却改头换面――完全不同的风格，它有更紧凑的步调和迥然不同的语言。

读书报：大概在8年前，也就是《第五和平书》快要完成的时候，您曾表示要出一本有关和平主义者对战争看法的书，我想，当时您说的恐怕就是今天这本《战争的老兵，和平的老兵》（Veterans of War,Veterans of Peace）吧，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另外，您介绍本书是80位战争老兵的集体著作，这样一个庞大的创作群体，人与人差别巨大，您是怎么协调的？而且老兵中有和平主义者，也有非和平主义者，大家的写作水平、风格也都不同，您是不是有一定的选择标准？

汤亭亭：事实上，每次在开始新的创作之前，我都希望这一本书一定要和前一本书有所不同，这样我就必须花更长的时间来构思。《女勇士》我花了3年，《中国佬》花了4年，《孙行者》花了8年，《第五和平书》就花了10年，的确，我写书的时间已经变得越来越长，而我也只能顺其自然地等待一个新的想法逐渐成熟后再动手，所以我要遵循书的意愿，它希望我等多长时间，我就要等多长时间。

至于《战争的老兵，和平的老兵》，我从没有干涉过作者们的创作意愿，我只是让那些老兵选择他们想写的。当时老兵们被分为两组，一组是和我一起打坐冥想，另一组和我一起写作。在写作技巧上，我没有特别帮助他们，主要是靠他们自己，而他们能写得这么好真是让我惊奇！至于非和平主义者，我没有遇到，至少在我所接触的和我们创作组里的老兵里是没有的。所有的老兵都痛恨战争，悔恨自己在战争所造成的伤亡。事实上，战争对他们的摧残很大，很多人在参加战争后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有生之年，他们都希望能为世界和平和阻止战争做些事情。

读书报：的确令人惊奇，因为这里的老兵不仅会写故事，还会写诗！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写的。

汤亭亭：可能是冥想对他们有些帮助吧。我教他们如何理解禅语，教他们打坐冥想，还教他们边走边想。而冥想的目的是学会如何倾听，听到思维的声音。

我认为一首好诗来自一双慧耳，诗的灵感是要靠耳朵来捕捉那些流淌在语言中的“音乐”才能得到的。我和这些老兵经常聚在一起，互相倾听、倾诉。慢慢地他们的耳朵就变得越来越敏感，有了作诗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写诗其实更容易，因为诗歌的节奏是跳跃式的，它没有上下文关系，语言文字更加自由。

读书报：没错，几年前年您还出过一本诗集《ToBeThePoet.2002》，看来也是用这种方法创作的了。不过，我发现您的每本著作都和前一本完全不同，我指的是主题方面，可是很多作家的写作往往喜欢围绕同一种题材，您怎么不是这样？

汤亭亭：很高兴你能看到我在题材上的变化。当我写书的时候，我总喜欢把当时所知的一切都写进去。当我写《女勇士》的时候，我所知的是女人，所以《女》就是一本关于我所认知的女人的故事。写完《女》后，我突然意识到，除了女人世界还有另一半是男人的，所以我接着就写了一部完全关于男人的书――《中国佬》。《中》完成后，我发现这两本书都是和现实有关，那么想象中的呢，于是我创造了《孙行者》，一本虚构小说。《孙》之后，我又开始写诗，它和小说是完全不同的体裁。再后来，我又开始尝试应时主题――比如反战题材的《第五和平书》――这是一部虚构与非虚构、诗歌等很多体裁混合在一起的作品。

读书报：那么再下一步呢？

汤亭亭：我想尝试一种不仅我没尝试过，大多数人也都没有尝试过的形式，嗯，可能是用诗歌来写小说吧。

读书报：我记得1989年左右，您曾经发表过一篇《小说的下一步》的文章，您提出，今后的小说创作趋势是一种所谓的“世界小说”，这是什么意思？

汤亭亭：我们可以写我们的祖先的故事。比如美国，大家都认为美国的历史只有400年，但是如果我们把印度安人也看作是美国历史一部分的话，那么美国的历史就不会只有400年。往更远处讲，根据考古学，美国印第安人曾经是从亚洲迁徙到北美大陆的，因此我们还可以把美国印第安人和中国人联系起来，那么这将是一个更深更远的美国故事。

我的观点就是，如果在时间的纬度上一直追溯下去的话，地球上所有的人的祖先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世界小说”的含义。

读书报：您现在是一位和平主义者，据您说还参加过在白宫门前举行的反对美伊战争的示威游行，像您这样参与政治活动的美国作家是不是很普遍，作家这样的身份在美国究竟能有多大的影响力？

汤亭亭：当时的那个示威活动是在美伊开战前举行的。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我和很多女性朋友都穿着粉色的衣服，对布什政府表示抗议。当时在示威队伍中不仅有作家，还有艺术家等很多社会名流，大家希望用这样非暴力的方式来阻止暴力的发生。我想，无论是作家还是某种职业或身份的人，只要有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都会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去。

读书报：记得您在《女勇士》的小说中曾经表示，对美国的生活很失望，现在还是这种心态吗？

汤亭亭：《女勇士》这本书是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来写的，这个小姑娘可能只有11、12岁，当她说“我对美国的生活真失望”的时候，她只是个小姑娘。那已经不是现在的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