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为e考据时代做范例

黄一农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7年毕业于新竹清华大学物理系，198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旋即至麻萨诸塞州大学天文系从事研究。1987年返台

2006年8月，黄一农教授的著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利用网络和电子资料库，博收穷采各种语言的原始资料和近代著述，引用文献1099种。余英时评价此书“引用资料之丰富，更令人望洋兴叹，必可传世，可以预卜”。通过此书，这位前天文学家不仅对明清天主教入华史进行了深入开拓，更提出了“e时代考据”的概念，为信息时代的历史研究提供了范例。本报记者在其到清华大学访问阶段对黄一农教授进行了采访。

9月的一个早晨，记者如约来到清华大学，对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一农教授进行采访。身穿白色中式上衣的黄一农教授坐在窗下，笑着向记者招手，“快进来吧，我昨天去逛潘家园闪到腰，没有办法招待你了。”他笑着用手比划着，“蹲下去，站起来，可累坏我了。”“现在潘家园的好东西不多了。”记者不禁搭了话茬。“哈哈，是的，但是那里真的还挺好玩的。”黄一农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好玩”这个词大概是在黄一农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了，甚至谈到自己对研究领域的选择时，他也以好玩作为标准，“当一个历史学家一辈子得到的薪水都可以算得出来的，我为什么不挑好玩的做？”

我在找寻一棵树

即使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有着黄一农这样经历的人也是独一无二的。1977年6月黄一农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物理系获物理学士学位，然而1985年当他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却成了一名职业天文学家。在美国麻州大学任天文系博士后研究员的阶段，黄一农用无线电望远镜研究超新星的爆炸，观察超新星爆炸后产生的残骸，以及这些残骸跟周围的各种云系发生作用的过程。这种生活持续了两年，突然有一天，黄一农觉得科学不再令自己怦然心动了，在从物理跨越到天文学这一转变之后，黄一农再次选择了转行，而这一次，他走得更远。1987年，黄一农回到母校新竹清华大学，在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开始科学史的研究。

这次转变对黄一农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之前，他出身世界十大名校之一，在美国一流的天文台工作，已经在世界顶尖的学术期刊《科学》和《自然》杂志发表过论文。放弃这一切绝非易事，而促使黄一农毅然选择转行的却是其学术兴趣的转变。“科学对我而言，变化太快，天文学差不多每五到十年就是一个全新的面貌。以前我做一个研究也许需要花五年的时间，日以继夜地用望远镜去分析。但五年过后，由于观测仪器的发展非常快，以前需要花五年来做的事情，现在搞不好五个礼拜我就可以把它做完，而且得到的资料远比以前好得多。这意味着一个人研究结果的生命期非常短。而且天文这个学科跟其他科学最大的不同是，它一旦发生过就不见得一定会重复，不像物理或化学。大家尝试用各种各式的望远镜去揣摩，几亿年前某个地方发生的事件，有点像瞎子摸象。我在这些事情中慢慢觉得我想要做一些生命期比较长一点的研究。”

回到清华，黄一农开始面对新选择所带来的困难和痛苦。第一学期，由于被一些老师认为没有资格，黄一农无法进行教学，只有每天待在办公室读书。由于对宋代天文有兴趣，黄一农从宋代历史开始阅读，《宋史》很容易读懂，但到《宋会要》，则遇上许多的官方专用术语。“这种文书用词很难懂。我就用很笨的方法，逼自己把这个词所有的用法找出来，排在一起，像解联立方程式一样，我就能凭感觉说这个词有什么可能的意义。我以后读，就很顺了。”说到这段读书的经历，黄一农有点得意，他凭着自己特殊的方法和领悟力在全新的领域里缓慢开掘，直到有一天，豁然开朗，他很享受这种过程。这段可以充分读书的时间给黄一农打开新的视域，面对记者讲述这段人生经历的时候，他说：“人在成长的过程里，必须要在最恰当的时候做最大的决定。但人一旦做了决定，不要只是一直前冲，不要到临死时才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要随时评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要尝试做一些调适，帮自己找到更大的发挥空间。”

刚开始转行时，黄一农给自己设计了50个题目，作为一个受过完整天文学训练的科学家，再加上从小奠定的古文基础，他希望能通过中国古代文献来研究天文史。但那一年恶啃古书的经历再次改变了黄一农的方向。他开始考虑自己原来仅仅从科学家的角度看待天文史是不是太局限了，并开始关注天文史的另一个面向，也就是天文和社会的互动，和宗教的互动，和政治的互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窗，原来的50个题目我就不做了。通常我决定跳槽去的那个领域，如果有空白，我会很快抢到先机。我一个朋友开玩笑说：你要是进入哪个领域，哪个领域就倒霉，因为你会把它翻过来，不然你就不会去做。我要进去的领域，不见得是一个旧领域，也不见得是一个新领域，总之它里面总是比较有机会。”说到此处，黄一农指着窗外的大树说，“你看外面的树，如果还是树苗的时候，长在别的树下面是很难长大的。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当我们尝试选择一个领域时，开始的时候真的很难，因为上面的树叶这么浓密，你没有机会见到阳光，所以你要等到上面的人头发都秃了，老朽了，你才有机会冒出头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尝试在两棵大树中间找一块稍微空旷、水土也还可以的地，自己成长呢？如果你能够在两棵大树中间找到这样的地点，自己往上面冲撞，必要时两棵大树也可帮你遮挡强风暴雨，也许你有一天会比较有机会自己长成一棵树。当然你也要说服别人，我这棵树是值得的，我这棵树在学术上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范畴。我一直都在找寻这样的一棵树。”

从研究天文学史起步，黄一农开始了他的历史探险之旅，并越行越远。为了研究天文学史而开始研究耶稣会士，进而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再延伸到军事史，甚至文物考古，黄一农一直在学术的道路上进行调整，他说自己不希望自我局限，每一个题材都是他觉得值得花一段时间去经营，去努力的，他要做别人没做过，别人没想过的事情。

要为e考据时代做范例

曾经的科学训练和素养令黄一农能够比别人更快地注意到新的技术发展对人文学科研究造成的影响。1994年，黄一农曾经以利玛窦在中国最亲密的友人瞿汝夔为素材写过一篇3页的《瞿汝夔家世与生平考》，十年后，当他准备将该文收为其研究中国天主教史的新书《两头蛇》中的一章时，黄一农选择了重写。开始的时候他希望通过重写来检验十年来自己的学术功力有没有增长，另一方面他也想要知道整个学术研究环境有多大改变，是否能够给他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这次重写的过程令他自己也大吃一惊。通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所制作的《明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资料库》，黄一农从其中收录的2500多种明人文集中检索到了丰富到难以令人相信的素材。通过这些素材，黄一农不仅可以了解到瞿汝夔家族中其他人的资料，甚至还可以知道其研究对象的外貌、身高、性格及其人脉关系，并有条件探索瞿汝夔与嫂嫂发生暧昧关系的背景环境，而这之前仅仅有三四本文集可以参考。通过运用这些资料，黄一农得以像写侦探小说一样细致而逻辑严丝合缝地还原历史现场，这一次，他写了30页，并且在《两头蛇》一书中严肃地提出了“e考据时代”这一新的概念。黄一农笑称自己的研究功力并没有随着发秃齿摇或行政工作而停滞，在《两头蛇》一书中，他尽力全面呈现自己爬梳和研究分析资料的过程，包括通过几十个附录一个一个地告诉读者自己怎样突破这些研究的困境。黄一农说他希望能借此个案，在这一知识和资讯爆炸的时代里，让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体会或分享所将面临的挑战。

“70多年前傅斯年先生大力提倡以科学方法治史，但是以其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无可否认尚未能令中国史学界的治学方法普遍发生质变。因为新史料的开拓及其内涵的精炼往往门槛很高，所以该学派很难以具体的案例持续并强有力地进行面的开展。但是随着现在网络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我们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来填补探索历史细节时的许多缝隙，或者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迅速论断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西方已经把18世纪以前，几乎30万种的书籍全文送到网络上面去，而且有相当比例可以全文检索的。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黄一农认为一个有条件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正在悄然来临，而史学工作者应责无旁贷地将历史研究深化并提升到新的阶段。同时，他也在记者面前反复强调深厚史学基础的重要性，“我怎么去将瞿汝夔从2500种文集里面找出来，如果单纯去找瞿汝夔，一个都没有。因为古代人不会直接称呼他为瞿汝夔，而会把他的字号，他的籍贯，他的官衔作为称谓。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没有史学修养的人是无法有效运用网络和资料库的。我提倡e考据学派，不是说随便一个学网络的人就比别人都厉害，没这回事。”

黄一农告诉记者，他现在正沉迷于探索人类挑战天花的历史，为的是要建立一个范例给大家看。“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领域，我现在已开始三个月了，每天大量阅读西方过去两三百年来留下的医学文献，希望过一段时间能写出一篇论文，让以前研究过这个领域的人吓一大跳。看看一个从来没有研究医学史的人，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他有办法做到什么样的层次。”

兼职网络园丁　想拍史诗电影

身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新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等头衔的黄一农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身份，他自称是清蔚园网络知识园区的园丁。这个涵盖天文、自然、历史、文艺等多方面知识和教育资源的网站面向从十几岁的青少年到大学生，曾被评为十大优质儿童网站，被中文雅虎评为艺术及人文类酷站，PCHome-todo评为50个入门好站之一等等，其指导和监制正是黄一农。在研究过程中，黄一农深深地体会到网络是吸取资讯最重要的一个渠道，但是网络主要的语言到目前为止还是以英文为主，他说“这意味着我们的下一代要跟人家竞争会越来越辛苦”。于是黄一农将他在台湾得的学术大奖的奖金差不多15万人民币捐出来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用来推动华文的网络文化，开始带领一批年轻人进行网络制作，“我也动员很多学术界的朋友们，把最精华的知识拿出来和这些年轻的朋友合作，把它做到网络上面去。至少在五六年前，我就带领一个团队建立了海峡两岸，或者华文世界最大的一个虚拟的博物馆群，不是一个博物馆而是一堆博物馆。”黄一农将传播知识视为自己必须的社会责任，为了网站建设，黄一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不修仪容的地步，以至被人戏称为“越来越像土匪”，而他则报以“老顽童”般的自我调侃：“自己像土匪没关系，只要老婆不像押寨夫人就好。”

除却网络建设，黄一农还有一个心心念之的梦想：拍一部史诗电影，主题则是他研究的领域――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为此，他和女儿已经写了一个简单剧本，名为《天主与妾》，讲述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王征和他的小妾申氏的故事。一谈到这部梦想中的电影，黄一农就开始手舞足蹈起来，“我不需要虚构什么，因为里面有战争的场面，有满州人，有汉人，还有外国人，有外国来的红衣大炮，有外国人的军事顾问团。连科举制度的作弊等我都要还原出来，我甚至要还原古代人种人痘预防天花的过程，古代先是种人痘，后来才是西方的种牛痘。我每天都在想我这电影会怎么拍。”黄一农说自己不做大时代的历史和大时代大人物的历史，他做的是大时代小人物的历史，“我希望探索像申氏这样一个又一个的小人物，透过这个小人物的真实故事，揣摩在面对这么一个变动的时代时，他们内心的转折。我不希望我做的历史都是冷冰冰的东西，虽然我研究的人物早就已经过去了。比如今天我写下申氏的故事，我可以去想象，如果申氏地下有知的话她也一定会非常感动。她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女子，但她一生的遭遇在300多年之后还有一个人会这么样的去关心，尝试去理解她内心的那种悲苦。我希望通过历史研究探索人的层面。”

在形成此稿的过程当中，记者感到最为困难的是材料的取舍。不管是黄一农教授的谈话还是他的著作，都是那样内容丰富，层次多样，且趣味满盈，令人在满目琳琅中竟无法拣择，取舍难定。这或者正是黄一农教授的独特魅力所在，他永远不甘心在一个地方止步，永远要开拓新的空间，向新的未知而迷人的地方扬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