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是欧洲历史上的启蒙时代，在中国的对应时段大体是明朝末年到清朝嘉庆初年。在来华耶稣会士们的努力下，各种中国知识与启蒙时
中国的模样从17世纪到18世纪没有很显著的变化，而这100多年里欧洲人对自己所见之中国形象的态度却因人而异、因时而别，也即中国对欧洲的意味在不断变化。因为欧洲自己在不断变化，她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在不断变化，由此而造成中国观前后有别。欧洲人永远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实际需求来塑造他们的中国观。此书紧扣欧洲的社会和思想发展脉络来审视不同时期欧洲人对待中国的态度，一扫中文论著中通常只基于欧洲论者的表面态度而划分“亲华派”/“赞美派”与“反华派”/“反对派”的习惯。
自欧洲初识中国以来，中国就一直被欧洲放在她的对立面，以便时不时地鉴照自己或反思自己。中国的本来面目并非大多数欧洲人所关心的内容，透过表面的赞美或贬抑，其实他们看待中国的眼光都具有功利主义色彩，是欧洲人在特定环境下的文化意识、思想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折射。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并不能说明这个时代是中欧交流史上的阳光季节，却是欧洲文化本位主义一种隐蔽但生动的体现。那些为欧洲历史上曾有“中国热”而自豪的人也许不愿正视，或者也正是这种感情因素导致中文世界的研究者长期忽略了对此“中国热”之内涵的剖析。它促使我们去反思，应如何正确地就他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做出反应。往往有《孔子在欧洲》之类的文章，以一味罗列欧洲赞誉孔子的事例为乐事，而全然不顾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欧洲都有否定孔子学说的声音。这就连当年方济各会士利安当的直言――“我们到这儿是要传播福音，不是来做孔子门徒”――都不如了。这种跃然于纸上的自我陶醉心态实在不足珍惜。启蒙时代的欧洲人因本身价值坐标(或曰视角)的变化而引起中国的形象屡屡变化，此一历史过程促使我们不由得自问：传统的中国文化能为当代世界提供济世良方么？在理性地批评了欧洲中心论和西方霸权说后，“带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东方文化优越论”的流行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此书细致摹画出“文化误读”之于文化创造的贡献。首先，来华耶稣会士有意误读中国儒家思想，将其塑造成与基督宗教文化具有相似内涵的东西，尽管其初衷是为了达成其传播福音的根本目的，但毕竟造成了整个欧洲善待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促成和维系着中欧之间大体平等友好的交往态势。其次，对欧洲的启蒙思想家而言，“文化误读”带来的积极效果更为明显。他们对中国文化仅知皮毛，而且还都是依靠传教士带来又经筛选、加工的“二手货”，但是他们借他人杯酒浇胸中块垒，用之为攻击教会神权，批判现行制度，发泄对本国文化与现实不满的利器。这种有意识的误读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冲决罗网的效果，亦即欧洲人虽然至今尚未正确认识中国，但却曾借助中国形象在宗教观念、政治导向以及大众生活诸多领域的比照中更好地认识了自己。利用他人作为一面镜子以观察和认识自己，这是不同文化接触时常见的理解方式；另一种文化接触方式是通过忽视或贬低他人而维持盲目乐观心态。启蒙时代的欧洲人属于后者，尽管他们误读了中国，这种努力却仍有垂范意义。
今天，中西文化的接触与对话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与误读仍然是经久不衰的时代课题。回顾两百多年前的那场文明对话，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张国刚、吴莉苇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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