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时试图突破以西方为中心的一元论现代化研究模式，超越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和列文森的“传统－现代”二分模式，尝试从中国内部，特别是从明清以后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内在变迁发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然而，这一追求中国现代化特殊性的努力，其背后依然陷于韦伯和黑格尔式的理论预
设：西方的现代化是普遍的，中国的现代化是特殊的。
《中国现代化史》自1995年出版以来，已经历十来个春秋。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学术的解放力量，曾风靡过中国学术界。当年，我们这批有志于“重写中国近现代史”的中青年学人，也受到了这股思潮的感染，在寒风凛冽的严冬时分，聚集在黄浦江畔，集中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智慧，合作撰写了这部《中国现代化史》。
十年过去了，历史也翻过了20世纪，进入了新的一页。作为一本具有探索性质的通论性著作，在学术转型的年代，竟然得到了史学界和知识界同仁的好评，国内同仁的类似著作后来也出版了若干。虽然由于精力所限，本书无法进行大规模的修订，但在此新版出版之际，依然想就中国现代化这一问题，谈一点最新的想法。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启蒙运动的理解，有一个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研究转型。启蒙运动的核心问题，是对现代性的理解。何为现代性？马克斯・韦伯将之解释为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是从中世纪的神魅世界中脱魅，由人自己主宰自我的命运、人的理性代替超越性的意志，成为最终的行动合理性的过程。然而，对于中国启蒙运动来说，现代性除了与西方社会相似的世俗化过程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含义。
在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启蒙者更多地用的是现代化，而非现代性。这两个词在语用学上的区别，不仅是前者着重历史的过程，后者更注重规范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它们各自所针对的语境是不同的。现代化的目标最早出现在世俗化了的改革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并且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共同目标。虽然在现代化内涵的具体解释上它们各有不同，但现代化这一理念背后的思想预设却是一致的，即现代是作为传统的对立面而言，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传统到现代。而现代性则是到了1994年以后才被广泛应用的概念，系统提出并讨论这一概念的，不是那些坚持八十年代启蒙理想的启蒙派，而是对启蒙持批评和反思立场的“后学”派和新左翼，并从此成为这两派思考的核心问题意识之一。相反，高举启蒙理想大旗的自由派对现代性这一问题一直缺乏讨论的热情，他们还是以八十年代的现代化的思路回应现代性的问题。由此可见，九十年代的现代性与八十年代的现代化没有直接的渊源性，反而属于相反的问题脉络。如果说八十年代的现代化主要针对的是所谓传统与中国，试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中国走向西方的话，那么，九十年代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显然与后现代思潮和反思西方现代化有关。现代性正是后现代挑战现代的产物，如何反思现代性本身，成为现代性这一问题的核心所在。
从晚清到1980年代，现代化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理解。中国启蒙主义的现代化思想，建立在两个二元的思维模式基础上，一个是在时间关系上的传统/现代二分法，另一个是空间关系上的中国/西方二分法，而这两种二元的思维模式背后，却分享着同一个一元论的历史发展目的论的思想预设。也就是说，从晚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以及从五四到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都建立在线性的一元论历史观基础上，如何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国到西方，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必经之路。
八十年代的现代化叙事，虽然颠覆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目标，取而代之的是以西方为楷模的现代化，但这些现代化被描绘为一系列中性的、可量化的指标，依然是线性的一元历史观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历史目的论色彩。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汪晖所描绘的“一种时间性的空间关系”，是现代性程度有差别的中西关系。现代性理论以中性的理性化为特征，将空间上时间并列的文化关系置换为时间上的普遍关系。现代化被理解为与西方趋同的时间性赶超关系。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核心主题是所谓的中西文化比较，这一比较背后预设着在当时的知识界普遍流行的传统/现代二元模式：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二分的，前者代表传统的价值系统，而后者代表现代的文化价值，从而一个文化的空间并置的关系被转换成了一种线性的时间叙述。换言之，中国文化的转型就意味着如何克服古老文化的惰性与弊病，融入世界性的欧美现代文明的浪潮之中。这形成了八十年代中国启蒙思想的共同预设。
而1994年以后，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为中国思想界反思启蒙、反思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提供了一个理论层面的思考焦点。现代性的问题意识，首先改变了将启蒙看作是一个光明的解放过程，同时也指出了启蒙的内在限制和压抑的性质。其次，不是将现代化看作是一元单线历史目的论的产物，而是将其放在多元的空间关系里面加以理解。多元现代性的出现，为中国的现代性思想提供了另外一种想象的空间。这样的多元现代性是“去时间性”的，也就是说，不再将中国与西方的空间关系理解为一种发展先后的时间系列，不再认为中国必定重复西方的道路，将西方的今天视作中国的明天。
另一方面，随着对晚清进化论以来的一元单线历史观的反思，所谓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也在知识界受到了相当普遍的质疑。法国式的激进改革模式被抛弃了，思想界更倾向于英国式的渐进变革模式，现代性被重新理解为有可能在传统和现代调适的背景下得以实现。中国的现代性，无论从制度还是文化层面，都有可能和必要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的建构和文化认同。即使在中国内部，现代性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也呈现出多元的趋势，沿海与内地、都市与乡村，显然有着不同的现代性模式。
那么，《中国现代化史》在这一知识转型的过程之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毋庸讳言，本书在理论预设、整体框架和基本思路上，基本还停留在现代化的范式阶段，或者说，有突破的愿望，但尚未落实到方法论和叙述上的自觉。在1990年代初，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出版，并给予我们非常强烈的震撼和启示：在我们这本书的导论里面，已经看到这一中国中心观影响的痕迹，我们当时试图突破以西方为中心的一元论现代化研究模式，超越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和列文森的“传统－现代”二分模式，尝试从中国内部，特别是从明清以后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内在变迁发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然而，这一追求中国现代化特殊性的努力，其背后依然陷于韦伯和黑格尔式的理论预设：西方的现代化是普遍的，中国的现代化是特殊的。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无非是用普世的西方标准作参照，重新寻找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这一“西方普遍性vs中国特殊性”之研究模式，不能不说是另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写作于1990年代初的《中国现代化史》，多多少少受困于那个时代的内在限制。
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需要作一些基本的理论反省，继续追问“多元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观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基础。本书真正意义上的修订有待这一工作的完成，从而获得一种可靠的、自明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而在这之前，我们的工作具有某种过渡的、临时的探索性质，虽然作为开风气之作，依然是有价值的、不可或缺的。
《中国现代化史》，许纪霖、陈达凯主编，新版即将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图为1995年版的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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