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一本60余年前出版的“长征”图书――《红军长征记》近日出版。这部出版于1942年的中国革命珍贵文献流传稀罕，知者不多。幸赖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从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捐赠的中共早期党内珍贵图书中发现了该书，经影印出版而再度与读者见面，为人们深入认识真实的长征历史，献上了“
《红军长征记》（原名《二万五千里》）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1936年8月主持编写的“一部集体作品”，旨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并以毛泽东，杨尚昆的名义向参加长征的将士们发出了征稿信和电报，要求“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的写上若干片断”寄到总政治部。经丁玲等编辑，于1937年2月22日编定。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直到1942年11月才出版。全书共412页，上下两册，收录长征亲历者的回忆文章100篇，附录文章两篇，歌曲十首。这部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版的图书，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它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该书是我党第一部较为系统的长征革命文献，其首创性的意义在于它是以中央军委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组织的对长征史实所作的第一次总结与汇集，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的革命历史文献征集的成功典范。长征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的伟大壮举。在当时已受到人们的关注，将长征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告诉世界，已成为我党领导人阐明事实，宣传中国革命的重要工作。因此，早在1935年10月15-22日，陈云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会议上，正式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并在1936年3月的中共在法国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毛泽东在1936年6月亲自接待了美国记者斯诺，公开口述了长征历史，其内容由斯诺在上海《大美晚报》和北平的《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连载。在1937年3月北平出版的《外国记者西行印象记》，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均叙述了长征的史事。所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革命史的早期公布是我党在长征胜利后主动开展的，在当时的特殊时期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红军长征记》的编辑与出版正是我党继续深入宣传长征的又一成果。
在史料的史源学上，该书也具有真实权威的价值。本书是在长征胜利结束后即刻进行的历史回顾，执笔者的所见所闻皆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其亲历的史事未经岁月的磨洗与修饰，原生态地进行了及时的记录，充分体现了回忆录还原事实的叙述标准与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具有口述历史的特征，如果口述的主体是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其特殊的身份将使得所述的历史具有直接性和不可替代性。本书各篇文章的作者均是亲历长征的红军将士，他们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深情写下了各自所经历的一个片断。所以说，本书也是一部群体口述长征史资料，它不同于斯诺在陕北采访毛泽东等人的口述记载。它的叙述更加鲜活，丰富和饱满，洋溢着革命的激情和英雄气概。它也不同于近年来所出版的长征口述实录,它保留了距历史事件发生最近距离的事态、境态与心态。因此,本书的史料价值在有关长征史著作中是罕有其匹的。后来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星火燎原丛书》也多取材于此。史学大师陈垣曾在上世纪30年代创建了“史源学”一科，他指出史源学是寻考史料的来源的学问，研究历史应该认真寻考其所依据的史料来源是否可靠，引征是否充分，叙述是否正确。目前，长征史已成为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专题史。《红军长征记》将成为当代长征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来源之一。
《红军长征记》的再次出版，为今天的读者了解70年前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纪实性强，细节丰满的历史读本。本书大部分文章朴实无华，通俗流畅，给人以强烈的现场感，激动人心的描述令人如临其境，仿佛回到了事件发生的现场，令人感同身受。书中各篇文章所具有的历史现场感不是依靠文字的修饰和执笔者的想象，而是基于史事叙述的真实性与细节。战争史记载具有传奇性特征，往往是离事件发生的时间越远，事件传奇性的描述就越强，越能满足人们的阅读心理需求。但本书却是一部再现长征历史现场的佳作。
长征史事的记录与叙述已经历了从红军将领的回忆到红军战士及参与者的口述，再到重走长征路的追忆几个阶段，长征史料的原生性发掘已几乎到了极限。因此，《红军长征记》的再出版，为保存和传播长征早期史料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红军长征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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