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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的假面

2006-11-08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杜宇民 我有话说

斯拉沃热・齐泽克是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他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

政治立场,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迄今为止,中国内地已经出版了十几种齐泽克的书籍。

《幻想的瘟疫》一书是齐泽克的又一力作。此书从拉康的视角系统分析了“幻想的瘟疫”这一当代社会现象。为什么幻想会像瘟疫一样在当代到处蔓延呢?他以德国―法国―英国三国厕所的设计为例,认为下水孔后置的法国式设计、前置的德国式设计和便盆置水的英国式综合设计,反映了三国不同的生存态度:法国人爱革命、性急躁;德国人喜深思、求完整;英国人身上则体现出温和的实用主义,“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这一三角可解读为德国的保守主义、法国的激进革命主义和英国的温和自由主义;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活领域,它可解读为德国的形而上学和诗歌、法国的政治学和英国的经济学。”(见本书第3―4页)这样的设计完全体现出了各国意识形态的幻想,并使幻想具有一整套的假面和特征:第一重假面是欲望显现,幻想构成了我们的欲望,为欲望提供坐标系,并教会我们如何欲望。第二重假面是强烈的主体间性:幻想中的主体并不是一个统一体,因为作为幻想的客体,既存在于我之内,又超出了我之外,主体只有通过他者的欲望才能确认自己的幻想身份,他者的欲望本身成为被划斜杠的主体(thebarredsubject)和真实的主体――迷失的客体――间的中介。第三重假面是现实冲突在叙述中闭合,因为幻想是叙述的原初形式,它可以遮蔽原有的某个死结,某种冲突。第四重假面在堕落之后,幻想不是对法律的悬置和凌越,而恰恰是确立法律的行为,是符号性阉割所带来的干涉。换句话说,对常人而言,法律是禁止的力量,幻想则是被法律禁止的欲望,以虚幻的形式表现自身。在幻想中恰恰相反,主体想彻底为法律所承认,融入法律中,法律恰恰成了他欲望的目标,渴望的理想。第五重假面是不可能的凝视:幻想式叙述由于时间环,总能引发一种不可能的凝视。比如把加尔各答描绘为人间地狱,是腐败、贫穷、堕落的典范。但实际上加尔各答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孟买。所以媒体报道是在幻想之上形成的凝视,这一凝视是不可能达至实在界的。第六重假面是幻想必须保持“隐匿”状态,必须同它所支撑的结构保持距离,而不可能是公开的展示。第七重假面是空洞的姿态:即一种符号性姿态,意在让别人拒绝的建议,它提供的是一次选择的机会,然而选择的对象却是不可能的,是注定不会发生的。如两人同时竞争升级,我获得了这样的机会,我应该做的就是表示我要退出,这样我朋友会得到这个机会,而我朋友该做的就是表示拒绝。这样才能维系友谊,否则会造成附着于社会秩序上的(自由)表象的崩溃。正是依据幻想的这七重假面,齐泽克分析了知识、欲望和冲动之间的关系,得出欲望中的真理和幻想中的知识这类意识形态对幻想背景的依赖。正由于此,才造成了当代社会幻想的瘟疫。

齐泽克还触及了“幻想的瘟疫”最新版本――赛博空间,作为“自发的意识形态空间”,赛博空间不仅是幻想的藏身之所,而且为幻想的极端泛滥提供适宜的温室。在赛博空间中,主体以抛弃肉体为代价,进入了纯粹的精神领域。赛博空间的出现使得符号秩序(即意识形态)开始深入主体最隐秘之处。这时,作为“幻想之屏”的“界面”(interface)成了关键词,也成为齐泽克与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分野。现代主义认为,屏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屏幕之后的世界,而屏幕几乎是透明的;后现代主义认为,我们在线时的“自我”与下线时的“自我”毫无关系,屏幕之后一无所有。齐泽克认为现代主义的看法固然天真,后现代主义也失之任意,因为屏幕是靠数字世界支撑的。数字世界不是指主板、CPU、硬盘、内存、显卡之类的一堆硬件,而是指隐藏在屏幕之后以数字化形态呈现出来的实在界。比如,我们在用微软的字处理软件(Word)写稿子时,总是觉得在Word这个界面的背后,还“挂”着Foxmail之类的其他界面。

在此书中,作者遍举方方面面的例子,从各国洗手间的不同设计到网络性爱,从波斯尼亚战争到罗伯特・舒曼的音乐,从中探究幻想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数码化和赛博空间对主体性地位的影响等等。齐泽克由此断定:幻想就像瘟疫一样,到处泛滥,它之所以酿成了瘟疫,是因为幻想作为意象,作为意识形态依赖的背景,能够麻痹我们清晰的推理能力。这种惊世骇俗的理论大约也是齐泽克的魅力所在。

《幻想的瘟疫》,[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胡雨谭、叶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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