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君特・格拉斯将少年时参与纳粹组织的历史公诸于众，对良心坦白的回应是众口一词的抨击。最猛烈的声讨当数俄罗斯媒体。俄知识界将作家这一历史污点视作不可饶恕之罪。毋庸置疑，与纳粹有瓜葛的人都是俄罗斯的敌人，再说，格拉斯曾对俄政治不乏微辞，最近还严辞批评过车臣战争。由此看来，俄罗斯文化人揪住格
不过，翻开俄罗斯文学史，我们会发现不少文化巨人同样患有良知免疫综合症，背叛信仰，出卖良心者不乏其人。先从亚历山大・普希金开始。普氏早年曾是十二月党人的同情者，并为之付出代价，遭受多次流放。但在生命末年，普希金却全然成了西方政治的反对派，一个沙皇帝制的坚决拥戴者。诗人信仰的根本转变波澜不惊，并未受到多少物议。无独有偶，大诗人尼古拉・涅克拉索夫曾公开赞美血腥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的穆拉维约夫将军。诗人从反镇压的自由派转而歌功颂德，不过是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和官府对其自由派刊物的审查。不过这一招并未奏效，倒让涅克拉索夫为此行为痛悔终生，这在其私人回忆和诗作中均有流露。苏联社会政治下的文化人同样命乖运舛。其时，良心是种希罕又危险的物件，不少人选择随波逐流。在作协大旗的掩护下，作家们常常要违心为一个个假想的敌人投出一致同意票。肖洛霍夫也曾在党代会上发言，慨叹党对安・西尼亚夫斯基、尤・丹尼尔两作家处以监禁，而非立即枪决的决定实在宽大过头了。肖氏从未就自己的话表示悔意。当苏联的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主帕斯捷尔纳克受到孤立，作家群体中有谁托病躲避投票表决已经算是英勇之举。著名歌词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曾经是苏俄几代国歌的作词人。当问及他是否对参与帕氏表决有悔意，他给出的答复很是简略：“我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是个了不起的诗人，但他触犯了法律。”
一段荒谬的历史结束之后，总是知识分子最先受到拷问。这是因为知识界是社会群体中最具感知力的一群，他们的道德良知已经成为衡量民族心灵走向的标尺。苏俄社会的巨大变迁为现代历史学者提供了丰富的人类学素材，今年年初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一本新书《我内心的革命》（Revolutiononmy Mind）发掘了一批苏联日记，从而呈现出了一个时代普通人的心灵史。
作者海尔贝克（Jochen Hellbeck）的研究集中于斯大林时期，这也是西方学者感兴趣的时代。对当时的人来说，苏联社会集聚了巨大的希望和能量，人类历史的变革随即到来，公正、和平即将降临人世，而国家随之灭亡。新的社会机制似乎蕴育着巨大的可能性，就像托洛茨基在他《文学与革命》一书结尾处预言的那样，“人类的平均水平都会达到亚里士多德、歌德或者马克思的高度，而且还要继续创出人类的新高度。”苏联时代下人们记日记的原因多种多样，在海尔贝克看来，主要原因是“将个人的生活融入革命的主流中”。苏联日记同那些关注乖张的个人世界的资产阶级日记截然不同，不再是心灵的庇护所，而是革命转变的工具。比如斯捷潘・波德留布尼，古拉格流放者之子的日记，就是打造新我，同时埋葬旧我的心灵史。为了掩盖自己的出身，斯捷潘成为一个共青团积极分子，秘密警察指派他去甄别隐藏的敌人，但他还是最终被驱逐出共青团。另一部日记作者是阿菲纳格诺夫。这位时常受到斯大林点名批评的著名剧作家被作协扫地出门后，日记中的主题就是灵魂的何去何从。“一个作家应该是自己灵魂的工程师。我杀灭了旧有的自我，然后奇迹从此出现。”他对斯大林和秘密警察充满感激：“让他长生不老吧，是他指导了我整个思想，让他的格鲁吉亚的天才、俄罗斯的理性和美国式的大清扫、列宁的原则性和人类的慈悲心永远统领我们！”
与这部枯燥的历史文献相比，俄国作家自己笔下的知识分子心灵历程更具现实性。影视剧作家尤里・阿拉波夫今年七月出版的小说《自挞者》（Флагелланты）以超现实的笔法，展现出一幅幅怪异但触目惊心的画面。书名来源于十三、四世纪流行于意、法、德的鞭挞自身直至体力不支的宗教习俗，以此象征主人公的心灵的自我救治。作家受访时称，他的小说写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背叛”。改革让年轻的乐手雅可夫没了工作，音乐在这个动荡时代已经无足轻重，一个商业性柔道训练班占据了排练场。他有个瞎眼的母亲，她曾是一位歌剧演员，因对角色太过投入而致盲；古怪的妹妹不断遭遇雷击而无人可嫁，还有那当影评人的女友，为韩国菜馆饲养一大群用来屠宰的狗……终有一日，一个公司接纳了失业的雅可夫。这家在地下办公的小公司经营一种神秘营生，利润丰厚。公司经理是一位看不出年纪的女性，到头来却发现原来是个古埃及的木乃伊……雅可夫为了钱而放弃了理想，在同女经理的灵与肉的争夺中耗尽精力……最终的领悟让他作出决定：跟死去的母亲同归一处，以古老的殉教方式将自己活埋。虽然小说通篇笼罩在悲观的调子中，但作家认为，死亡的结尾可以理解为希望的起点。
小说反应了一个普通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内心抗争和心灵危机。“今天，不关心金钱的知识分子必然面临被边缘化。”作家说。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将普通民众关心的事务转述给当权者。“俄罗斯的生存倚仗着知识分子的存在。他们要将国家的现实境况转达给权力机构。而这境况实在太坏。如果说两大首府城市的人口精神生活的主要驱动力是赚钱的话，那么边远地区连这也没有，只是毫不体面地活着而已。媒体以不良品味的宣传助长了境况的恶化。”
在当今俄罗斯文化界，《自挞者》应该算作异数。虽然阿拉波夫的名气在影视界无人不晓，几年前还写过一本走俏的《Big Beat》，但这部新作却一直得不到出版商的认可，因为它既不讨好新保守主义，也不为自由派人士所认同。商业社会泯灭了知识分子的良知，这个并不狭隘的主题处于俄罗斯文化人关心的视野之外。《自挞者》的意义在于，荒诞的历史虽已成过去，但现实乖谬还在不断考验着人性，考验着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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