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罗伊德书架上的书
1938年3月，纳粹入侵奥地利，之后就封查了“国际心理分析学会”在维也纳的出版社，抄没西格蒙特・弗罗伊德的《全集》，甚至闯入这位心
弗罗伊德“所有的私人物品”中,最为弗罗伊德所看重的是他书斋中那些最珍贵、最为学者、传记作家和一般景仰这位大师的人所看重的书籍和古物等收藏品。这些藏品，如今成为了弗罗伊德博物馆最重要的展品。
如果稍加注意，在弗罗伊德的书斋，人们会看到有一个高高的书架，上面全是研究古埃及的著作。仅就书架中档的几部重要著作来说，上面靠右的是三册有关古埃及历史的书，其中厚厚的两册是英国东方学家沃利斯・巴奇爵士（Sir Wallis Budge）的《埃及读本》（Egyptian Reading Book）和《初期的埃及》（First Stepsin Egyptian）。巴奇1894年至1924年任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埃及和亚述古物部主任，曾多次到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地去从事考古发掘，收集了大量楔形文字泥板、埃及纸草纸文稿。下面靠右的两厚册也是巴奇的著作――两卷本的《俄赛里斯和埃及的复兴》（Osiris and The Egyptian Resurrection）。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的埃及，俄赛里斯既是丰产之神，又是死而复生的国王的化身。后来，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起，这时的埃及人相信，不仅死去的国王，就是每个人在死后都与俄赛里斯联系在一起，是古埃及人死后复生和制作木乃伊的信念基础。
上面左边还有三大本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1873-1939）著的《图坦卡蒙的墓》（The Tomb of Tutankhamen）。1922年11月，卡特在埃及底比斯西部靠近卢克索（Luxor）的一条后来被称为“国王谷”（Valley of Kings）的狭长山谷考古时，发现了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公元前1361年即位至公元前1352年突然死去在位仅九年的图坦卡蒙的坟墓，被认为是近二百年考古历史上最大的发现之一，成为当时世界各国报纸的头条新闻。《图坦卡蒙的墓》旁的三册也是同类著作，其中如《尼罗河和埃及的文明》（Le Niletla Civilisation Egyptienne）是一本论文集，内容涉及“人性的进化”、“古代的世界”、“东方的文明”等。下面中间的一册，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埃及学教授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1865-1935）的著作《埃及史》（A History of Egypt）。作为一位考古学家和埃及学家，布雷斯特德曾辑录埃及象形文字铭文五卷并附译文，他的这部《埃及史》更享有盛誉，有力地促进了对古埃及和古西亚文明的研究工作。左边那本著作是德国学者乔治・施泰因多夫出版于1928年的《埃及的艺术》（Gerge Steindorff: Die Kunst Der Agypter），研究的是古代埃及的艺术作品。
离开书架，可以看到弗罗伊德还收藏了许多古埃及和其它地区的古物，与这些书籍相映成趣。正如弗罗伊德1931年2月7日给德语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信中说的：“虽然我非常节俭，但仍花不少钱来收藏希腊、罗马和埃及的古物，而实际上，我所读的考古学也多于心理学。”正是上述这些第一流学者凭借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有力地帮助弗罗伊德确立和加深了他理论的形成和思考。
生活在公元前14至前13世纪的摩西（Moses）曾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摆脱埃及人的奴役，并在希伯来人的传说中被尊为最伟大的先知和导师。摩西对西方文明的宗教生活、道德准则和社会伦理影响非常大。
长期以来，摩西对弗罗伊德都是一个极重要的形象。借助于古埃及历史和古物的研究，弗罗伊德在1914年深入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写出了论文《米开朗琪罗的摩西》（The Moses of Michelangelo），后来又在去世那年出版了他最后的巨著《摩西和一神教》（Mosesand Monotheism）。他在书中阐述摩西实际上原是埃及的一个贵族，他选择了犹太人民，想借此来保持一个较早便已存在的宗教――一神教不致于消亡。
厄内斯特・琼斯在他的被认为经典的《弗罗伊德传》（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中提到，说“有三位伟人，他们的个性弗罗伊德似乎最感兴趣，且他们的身份他也部分地认同于他自己，他们就是列奥那多・达・芬奇、摩西和莎士比亚，”（卷三第429页）
《标准版弗罗伊德全集》的编者就弗罗伊德的《列奥那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所加的按语中说到：“弗罗伊德对莱奥那多・达・芬奇的兴趣由来已久，这点在他于1898年10月9日致弗利斯（WilhelmFliess）的信中的一句话里就表现出来了……而且，……在弗罗伊德填写他最喜爱的‘调查表’时，他提到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列奥那多的研究。……他从意大利弄到一本有关列奥那多的青少年时代的书。这就是后面提到的斯柯纳米杰罗斯所撰写的专著。在阅读了这部著作和其它一些关于列奥那多的著作之后，他在（1909年）12月1日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议上提到了这个研究课题。”
而对莎士比亚，早在学生时代听到神经学教授特奥多尔・迈内特（Theodor Meynert）说莎士比亚剧作的真正作者是弗朗西斯・培根时，弗罗伊德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1913年的论文《三个匣子的主题思想》（The Theme of the Three Caskets）和1901年的《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The Psychopatho logy of Everyday Life）等作品中都有多处涉及莎士比亚的剧本。
上述《标准版弗罗伊德全集》的编者说的那张让弗罗伊德填写“调查表”，是1907年维也纳的出版商雨果・黑勒（Hugo Heller）设计的，调查表分发给了包括弗罗伊德、阿图尔・施内茨勒（Arthur Schnitzler）等32位杰出人士，让他们选出自己心目中的10部“好书”（good books）。弗罗伊德似乎觉得“好书”的意思有些含糊，他解释说，他作为一个“习惯于听从微妙词义”的人，这“好书”若是指世界文学中的“十大巨著”，那么他会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答复是荷马的史诗、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麦克白》等；如果是指“十部最重要的”书，那他又会提出哥白尼研究天体的著作、德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韦尔（Johann Weyer，1515-1588）出版于1563年的《论妖术》（De Praestigiis Daemonum）、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等；如果是指他喜欢的书，他会说有弥尔顿的《失乐园》和海涅一首描写一个耶稣使他死而复生的《圣经》人物仅四节十六行的短诗《拉撒路》（Lazarus）等。弗罗伊德最后提给黑勒的十部“好”书是：
1、以穆尔塔图里为笔名的荷兰作家爱德华・道弗斯・德克（Multatuli, Eduard Douwes Dekker,1820-1887）的《通信和著作集》（Briefeund Werke）
2、英国小说家和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的《丛林故事》（Jungle Book）
3、法国小说家安那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的《白石》（Sur la pierre blanche Sur la pierre blanche）。4、法国小说家埃米尔・左拉的《繁殖》（Fécondité）。
5、俄国诗人和小说家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y Sergeyevich Merezhkovsky,1865-1941）的传记作品《列奥那多・达・芬奇》。
6、生于瑞士的德语小说家戈特弗里特・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的短篇小说集《塞尔特维拉的人们》（Leutevon Seldwyla）。
7、瑞士作家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1825-1898）的诗集《胡滕的末日》（Huttensletzte Tage）。
8、英国散文家和历史学家麦考利（Macaulay,1800-1859）的《散文集》（Essays）
9、德国哲学家泰奥多尔・冈佩兹（Theodor Gomperz,1832-1912）的《希腊哲学家》（Griechische Denker）。
10、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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