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的名字是和《井冈翠竹》一起深深印入我脑海的。多年之后，我参加工作走进人民日报文艺部，在部里的新年茶话会上，来了一位胖胖的、和蔼的仁厚长者，同事们叫他“老田”。这就是袁鹰，他的本名是田钟洛。著名作家袁鹰和文艺部主任老田，到这时才重叠在一起。
几年前，袁鹰先生的《两栖人语》出版后，蒙
袁鹰的幸还在于他长期作为党报副刊的一名负责人，得以有较多的机会经手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董必武、陈毅等人的诗，而且注意到这些革命前辈的诗词手稿，从不用打字稿、秘书抄录或复印件，一律都是亲笔手书，直接寄到编辑部，很少寄给个人；有幸与文化官员周扬、胡乔木有近距离的接触；有缘和冰心、夏衍等文化老人时相过从，感知他们的人品、文品；更有幸结识邓拓、林淡秋等一批有书生气质和文人风采的上级，领略他们的人格魅力；同样有幸在拨乱反正期间组织撰写、编发了大量反对极“左”路线的文艺评论和副刊文章，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为一位过来人，袁鹰的这些回忆文字中，多了一份澹定，少了一些抱怨；多了一份反思，少了一些激愤；多了一份忏悔，少了一些辨白。这是穿透历史风云的文字，是穿透个人恩怨的文字，但是透过这些澹定的文字，我更深地读懂了当年的隐隐风雷，读懂了那一代人的不幸。
首先，撇开十年浩劫不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艺战线上刀光剑影，寒气逼人，一个小小的文艺问题动辄上纲上线，或把人打成反革命，吓得众人噤若寒蝉，文艺园地日见荒芜。从批《武训传》开始，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文艺界人士普遍感到脑袋上顶着一颗雷，不可能放开手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
其次，如此过度重视文艺的舆论氛围，造成了“歌德”文字盛行，说真话倒霉的现实。这部书中，牵涉到杂文的篇章占了不小的比例，从胡乔木、夏衍等人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到1957年的“丁酉之难”，1962年杂文栏目《长短录》的夭折，一直到赵丹的遗言，我们发现由鲁迅先生开创的现代杂文尽管一直被奉为经典，但真正的鲁迅风杂文带给作者、编者的只有灾难。不仅一大批杂文作者，像邓拓、巴人、吴祖光、邵燕祥等先后罹难，编杂文的陈笑雨、袁鹰等人也备尝苦果，陈笑雨竟至自溺身亡。事过多年，袁鹰先生痛定思痛，剀切陈辞：“说长道短，本来就应该是舆论的天职，是舆论为社会、为国家、为广大读者应尽的责任。”“如果从上到下，大家沉醉于虚假夸大的成就，闭眼不看民生疾苦，闭口不谈国家艰难，养成一片颂扬捧场之声，满足于莺歌燕舞的升平气氛，那才真是危险不过的事。杂文写成那样，就是说假话，不负责任；报纸办成那样，作为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不就是严重的失职吗？”袁鹰先生问得好，可是他赶上了那样一个不敢说真话的时代，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最大不幸。
人是不可能选择时代的，时代可遇而不可求，这是人的命；但生在一个时代，不管它好也罢歹也罢，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影响、改变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这是人的运。袁鹰赶上那样一个幸或不幸的时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管做弄潮儿还是吹鼓手，都坚持了自己的书生意气和文人品格，为周围的人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小环境，就凭这一点，他有理由赢得我等晚辈更多的敬重。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袁鹰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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