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在奥尔罕・帕慕克的文学世界里，政治是一个遥远的名词。而在现实中，政治又总是与他纠缠不清。
他说自己只是一个“小说家”，写他所知所感，但在这样一个所谓文明冲突的时代，总有人将他的作品解读为政治评论。其中不仅有同情他的西方人，也有仇视他的本国同胞。
一个月前，当瑞典学院宣布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慕克时，在他的祖国土耳其，右翼分子公然宣称，他之所以获奖，不是因为文学，而是由于政治。那时他人在纽约，他的母亲留守伊斯坦布尔，这些声音无疑冲淡了老人家的喜庆之心。
“我要拥抱他们，”在谈到那些攻击他的右翼分子时，帕慕克说，“无论对我，还是对土耳其，这都是值得庆贺的一天。我不会做出回应。”
他希望自己刚刚得到的诺贝尔奖，能对土耳其作家的状况起到积极作用。但连他自己也无法肯定，这样一个大奖是否能让他从此免遭政治麻烦。在得奖前数年，他已享誉四海，但去年仍然在伊斯坦布尔被送上法庭。
那案子轰动一时，起因是他对瑞士报纸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此言触动了一大历史禁忌，他也因此被控以“侮辱土耳其国格”罪。
他作品的英译者莫琳・弗雷利（Maureen Freely）与他相熟多年。她说，那些话是“出于良心”，而与政治无关。“如果很重要，他就会说。他视之为自己无法逃避的责任。”
在过去四年里，帕慕克一直在忙于自己的下一本小说，它“非关政治，亦非关历史”，而是一个爱情故事，讲伊斯坦布尔一个富男对穷女的迷恋。新作名为《清白博物馆》。
每次写一部新作前，他都要准备很多年，深思熟虑，直到对一切细节都了然于胸，才肯动笔――他不用电脑，不用打字机，而是拿钢笔，手写。
“写小说的一大乐趣不是写字，而是幻想着有朝一日你要写的其他小说。”他说，“我有很多笔记本，很多便条，有很多很多的素材，为我将来有一天要写的小说准备着。可在现实中，你当然知道自己不可能写出所有这些小说。但这就像在幻想另一个人生……我喜欢这么干。”
他只有54岁，白头发不多，却已达至人生巅峰。女记者图西与他共处一个小时，却发觉他时常走神，老是出窍。她问他咋回事儿，他说，他常年不变的幻想，正是不做奥尔罕・帕慕克。
“这个奖的好处之一便是，我很高兴现在人家不会再来问我，‘你会得诺贝尔奖吗？’”帕慕克笑着说。
在不久前接受另一个采访时，帕慕克强调，诺贝尔奖不会让他的人和作品发生改变。但是，对那些戴着政治眼镜的人来说，诺贝尔奖究竟是他的保护伞还是放大镜，现在还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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