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做记者的原因，对于“推倒重来”等字眼比较敏感，但在转型时期，此类主张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高书生第一次对我大谈特谈他的社会保障新主张时，我正是带着这样怀疑的成见听着的。接下来，我开始将“高氏社保新论”放入社会保障改革发展历程及其广泛争鸣之中考察，这个局部才与整体一起逐渐清晰。不久前
这本书集其个人10余年研究、参与决策之大成，也集中国社会保障50多年改革轨迹于一书，能用三个下班时间无阻滞地读完，其明白晓畅可想而知。体例之新颖，语言之活泼，使这一学术著作读起来如我熟知的解释性报道，但其专业根底之扎实、论理之严谨，又不我辈所能做到。
著者用心良苦。近两年来，他有意识地把专业性很强的社会保障知识，用通俗的语言去解读，以被大众认识、理解。暂不论其个人主张，仅凭这一点，就在图书市场中显得难能可贵。
公民参与，本身就是公共决策中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保障与每个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更须保证公民的参与权。若全听凭“庙堂之高”与“象牙之塔”，不仅难以集智，还有损利之虞。而知情权又是参与权的前提，在此专业性很强的领域，知情权更显必要，又恰恰更难做到。于是，专家学者在这方面用专业知识对大众进行普及性教育，堪称“切中时弊”。
从这一角度去看，书中的“回顾篇”价值或许并不下于“反思篇”。不过，即使是在“回顾篇”中，著者也是多具创见的。如一开始就重提几乎被遗忘的《劳动保险条例》，其目的并非单纯地将“回顾”从改革之初延长到建国之初，而是要从尘封的记忆中找寻可资借鉴之处。在“反思篇”中，劳动保险的综合性、低费率等制度特征俱为作者面向未来的“第三条路”所吸取。从1951年的《劳动保险条例》到1978年的104号文、1993年和1997年设计社会保障改革大思路、2000年策划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社会保障简史。著者在其中自然不乏“春秋笔法”，但又客观公正，绝无自说自话的专家著作通病。
因其面向大众的出发点，解释性报道般的体例、语言，客观平衡的分析、引述手法，高书生在这本书里有如一位“记者型专家”。用“记者”作修饰，并非要降低其“专家”的“纯度”与“高度”，恰恰是作为一名记者的可贵之处。
再说了，他本不是什么“纯粹”的专家，先后在企业、机关工作，全职参与过改革方案的制定，做过报社的专栏作者――这一点与记者更相近。以记者型专家的笔法，以百分之九十多的篇幅来回顾与反思，末了才在最后一章提出其“社会保障的第三条路”，这样才来得水到渠成，彻底消除“标新立异”之疑。
自然，在未竟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路上，仍有意见纷纭，更有路径依赖，高氏主张尽管有充足理由、也被世界银行精算出是可行的，但未必能真正在未来实行。不过，他和他的这本书至少告诉大众和决策者，事情是这么发生的，现在还有这么一种声音。
《社会保障改革：何去何从》，高书生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