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的文学刊物一样,诗歌刊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经历了难以回避的低潮。当前的诗歌界无疑是热闹的、张扬的,诗人新作频出,诗歌论坛不断……诸如此类活动繁多,先不论结局,大多抱着一份美好的愿望:诗人们以自己的作品、以自发的行动,期待推动新世纪诗歌的发展。作为诗歌赖以生存的平台之一,诗歌刊物如何引领
让诗歌更多地走向大众
如果说过去的诗歌是处于金字塔尖的阳春白雪,现在的诗歌的受众已扎根于金字塔底的大地,真正走向了大众。《诗刊》主编叶延滨在接受采访时特别介绍了《诗刊》组织的活动。《诗刊》分成上下半月刊已经5年的时间,《诗刊》上半月刊是成名诗人的作品,比较全面地展示诗坛状态。每年举行一次的青春诗会,单是报名参加青春诗会的有1000人左右,成为青年诗人进入诗坛的重要入门坎,要求诗歌创作上有一定影响,发表过组诗的作者把作品寄来进行遴选,对诗坛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诗刊》下半月刊更多地面对网络、面对青年提供一个创作平台,主要举办“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有近百万人参加。今年主会场是在宁波广场,活动期间举办重要的诗稿研讨会、朗诵会和诗歌竞赛,并出版诗歌专号,大约10万份左右。除了主会场,有30多个城市有分会场,有的在校园,有的在工矿,这一活动与青春诗会不同,把诗歌普及到读者中去,5年来,这一活动已成为品牌。
回顾过往 关注青年
上世纪80年代,《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曾联合举办“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成为中国新诗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活动已经过去20周年了,《诗歌月刊》主编王明韵说,20年来,社会和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计划对20年的诗坛进行一下回顾,出版纪念版和专号,同时刊发过去参加大展的诗人旧作和新作,关注当年的诗人们是否还在写诗,是否淡出诗坛,并在黄山召开研讨会,探讨诗歌刊物下一步怎么走。
《诗歌月刊》更多地关注民间性和探索性,对传统颠覆做了有益的尝试,每年做一期民间社团专号,每期开辟“先锋时刻专栏”,同时也开辟史料性的老诗人“隧道”,介绍一些德高望重的诗人作品。传统性兼顾现代性,尤如《诗歌月刊》的“两样腿”,王明韵说,他们一向比较关注青年诗群,明年的《诗歌月刊》,栏目有所调整,增加诗配画,加大与高校作者群的联系,与文学社和大学生进行互动和联系。他说:“诗歌刊物要生存,关键是办出个性、办出特色,开发新的资源。现在各种活动风起云涌,我们应该关注诗歌热背后安静的诗人,而不是吵吵闹闹的表象。”
无论是老字号的《诗刊》,还是新锐的《诗潮》,以及探索中的《诗歌月刊》,无一不在关注着青年诗人。《诗潮》主编李秀珊介绍说,《诗潮》1985年创刊,20周年之后,《诗潮》已经成长为国内文学界的新锐期刊。创刊以来,《诗潮》始终强调当代性、青年性和探索性,因此一直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他们多年来一直开设的一个栏目是“青年与诗”,如今诗坛上的实力诗人中有不少就是从这个栏目起步的。可以说,《诗潮》关注青年、发掘新人,已经成为自己的一个办刊传统。多年来,《诗潮》经历了与国内同类诗歌刊物一样的风风雨雨,但始终没有动摇的是:编好诗,推新人。
而《星星》诗刊明年也会更加关注青年诗人的作品,更加关注诗歌流派以及地域诗歌的集体展示,更加关注诗歌的新面孔在刊物上的闪亮登场。
生存是个问题
作为具有诗歌传统、并在世界诗歌中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中国,现在的诗歌现状和诗歌精神的彰显是不容乐观的。其中一些刊物,如《星星》、《诗刊》能够做到比较好的坚守,最主要的还是刊物的当代性、权威性、经典性和她一直坚持提供诗歌现场较大的信息量和对各种艺术探索的包容品质。叶延滨说,明年是《诗刊》创刊50周年,今年已陆续刊发了一些回忆文章,明年将出版《诗刊》50年优秀的诗选。《诗刊》自身已形成比较良性的循环,运行经费靠刊物支撑。中国诗坛呈现多元化,除了纸质,还有社团的、民间的、网络的媒体,诗人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表达对诗歌的喜爱。读者和作者的分流同时也提供好的可能性,即诗歌有更多的渠道为大家所关注,《诗刊》已经适应了多元的状态,由过去的办刊思想转化过来,争取随着刊物发表渠道的多样,发挥自己作为国家主流媒体的作用。而梁平则表示,当下诗坛的“恶搞”以及恶搞以后更多表演的活动,应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让真正热爱诗歌的人为之痛心的。梁平说,很多媒体约他对这些现象谈自己的看法,他都拒绝了。“如果要说,我在这里说一句:这样的‘恶搞’始作俑者无聊,以此拿来炒作同样无聊。作为《星星》这样的诗歌刊物,第一,不会去参与这样的恶搞、不会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平台。第二,认真编好刊物,一如既往的编好诗、推介优秀诗人。可能今天,还没有谁敢去说中国诗歌应该怎样去发展。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诗歌专业刊物做好这两件事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谈到刊物的生存,李秀珊说:“虽然有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政策扶持,但不从根本上解决一个纯文学高雅刊物的生存,而推向几近衰落的诗歌市场,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文化分两种:一种是可以消费的时尚文化,一种是需要培育的典藏文化。诗歌当然是需要培育的、是民族文化积淀中的精粹核心之一。因此,我们呼吁政府对诗歌期刊继续给予支持,把好的文化当作精神投资和文化品牌来长期培育。目前,《诗潮》主要靠作品的‘精、活、新’来吸引读者。”
李秀珊认为,由于期刊市场的分流和纯文学市场的整体萧条和萎缩,诗歌期刊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让高雅文学去与通俗(以及低俗)文学同台竞争,是可怕的。尽管一些优秀的纯文学期刊已经办出自己的特色并取得了良好的市场业绩,但整体上文学期刊的模式相似、版块相同、定位一致、数量巨大,就形成了自我抵消和弱化,对诗歌期刊也一样。因此,问题不仅是经济体制上的、市场份额上的,也是自身创新上的。
“我想起有两个人说过的话。一个政治家说,自己的病只有自己知道,但不要轻易说。一个老中医说,自己的病自己看不见,必须找医生诊断。其实道理已经很清楚了,我想说的是,我应该公布所看见的自己的病,我也想找医生一起来解决自己的病灶。因此,只能说自己。我们这样的刊物属于非赢利性的公益事业,外环境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扶持、关注,这里不赘。”梁平认为,从刊物本身来讲,能不能够真正置身中国诗歌现场、能不能够始终坚守诗歌的品质、能不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候操练出自己最顽强的定力,这是问题的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诗歌是我们国家的一张文化名片,我们有必要重提对诗歌的敬畏,需要每个人都来维护一个健康自由、安静祥和的文学生态,用心来为中国的诗歌建设做一点自己的努力。
诗歌刊物也经历过低潮,但这是诗歌发展必须经历的过程,并不是说诗歌已经死了。王明韵说,他在编辑部每天和诗人打交道,还是有很多人深爱着诗歌。《诗歌月刊》前身是《诗歌报》,2001年改为《诗歌月刊》。主编王明韵并不避讳当前诗歌刊物生存的艰难:“客观上,时代物质化,快餐文化的泛滥消解了纯文学,这也正常。现在刊物生存艰难显而易见,我们主要自筹资金,自办发行。如果不是有诗歌情结,也许早就不做了。”
大概每一位从事诗歌创作的人都有着深厚的“诗歌情结”,正因为此,诗歌得以繁荣,诗坛得到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