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荣高棠：为体育的一生

摄影/吴峻

荣高棠

原名荣千祥，1912年5月生于河

他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创始人，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采访手记：不大的屋子里摆不下那么多花圈和花篮，有的只好放到了楼梯间。11月15日，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创始人荣高棠在京逝世，两天来，为荣老送别的人络绎不绝。

“这是我们的继母，她陪伴我们父亲走过了20年，父亲辞世，她是最伤心的人……”荣老的大女儿做着介绍，她自己及其他亲人又何尝不在哀伤之中？

实在不忍心打扰荣老家人，只好约见了荣老的秘书王晓中先生。采访中，晓中先生几度哽咽，也时常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模仿荣老，挺直腰杆，瓮声瓮气地讲话……“我愿意说一说荣老，让更多的人了解他。”晓中先生说。

再回荣老家中送还资料，鲜花更多了。楼门口和电梯间也都贴上了便条，上面写着：由于近日探访我家人员较多，给住户带来不便，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辉煌17年

1949年，建国初期，荣老任共青团中央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当时党和国家就把体育归到共青团管理，计划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育总会的筹备、操办都是荣老一手操持的。那是新中国第一个体育事业的领导机构，荣老出任体总副主席兼秘书长。从那以后，他就开始成为我国体育战线的领导人，同时也是第一代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虽然领导机构建立起来了，但是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体育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还都没有一定的方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952年7月，荣老率领新中国第一个体育代表团前往芬兰赫尔辛基，参加第15届奥运会。因为很多比赛复赛已过，中国体育代表团只有游泳选手正式参加了比赛。但代表团却在奥运会上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荣老也是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人和主持人。

前苏联在这次运动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带给荣老很大震动。荣老抓紧每个机会向苏联人取经，询问社会主义国家应如何发展体育事业。随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对苏联体育事业进行了实地考察。回国后，在他的主持下，代表团向中央提交专题报告，提出创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一系列重要建议，其中包括在政务院下设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把体育作为一项国家大事管起来，并明确提议请贺龙同志出任国家体委领导人，以及建立运动员选拔培训机制、每年开一次全国单项运动会、在各地酌量增设体育场地及体育设备等。

报告送上去，中央领导很重视，效率很高，三位领导接连批示此件，前后只用了3天时间。两个月后，11月15日，中央正式决定，在政务院下增设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任命贺龙同志为主任，蔡廷锴将军为副主任，荣高棠为秘书长。要知道，建立一个部级单位，从没有那么快过。这说明，中央在建国初期对体育事业是非常重视的，一旦有了方向，马上拍板。

于是荣老就着手组建体委机关。当时贺老总还在西南，没到北京来。可以说是高棠一手打造了――按现在的说法――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很快，中央体委的牌子就在王府井八面槽一个小院子里挂起来了。荣老紧接着部署全国各地建立一级业务领导的体育部门。这样，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大框架就搭建起来了。

1954年，政务院改称国务院，中央体委也改称为国家体委。贺老总回到北京，也带了几位老部下来到体委，像蔡树藩将军（这是位独臂将军）、张彩珍等，后来都成为体育界的中坚力量。贺老总来了之后，主要的工作是出任国家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体育只是他工作内容的一部分。高棠非常负责任，不怕辛苦，每天都跑去贺老总那里汇报工作，贺老总因此对体委的工作了如指掌，而且他的意图也通过荣老去部署、落实。贺老总也由此了解了高棠，信任他，倚重他。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实际上体委的日常工作都是由荣老主持完成的。一些大的事情，关键的问题、决定，则要汇报给贺老总和中央其他领导，请他们决断。如果说贺老总是当时新中国体育战线的统帅，那么荣老就是很好的副帅、参谋长。

我个人觉得，荣老在体育战线上最辉煌、对体育工作有历史贡献的阶段，就是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这17年，在贺老总的领导下，高棠同志带领的一批创业者，艰苦奋斗，为新中国的体育建设建立了很了不起的功勋。他们创立的业绩，为新中国体育尔后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这是一段了不起的历史阶段。

荣老既是新中国体育初创阶段的见证人，也是创业者。他提议要把体育作为国家事业来发展，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判断。直到现在，体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意义仍远远超出了竞技运动本身，这里有政治意义、国家荣誉、民族自豪等等，而且新中国体育运动由弱到强，也成为我们国家兴盛的一个写照。

再一个，通过他们17年的辛勤工作，体育管理工作不但机构很完善，而且从教育、训练、场馆建设，还有队伍管理建设等等一整套，都做得非常完备，丝毫不逊色于其他行业和战线。在我们国家刚建立的艰难时期，要走西方的体育道路，靠社团搞，靠金钱搞，等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上去了，体育就跟上去，是完全行不通。我国的体育事业不是依赖于经济、文教的发展，而是对后者起一个带动、激励作用。这就是中国体育的特色。我觉得这一点，是他们老一代体育工作者在17年间建立的最伟大的功勋。我们目前的体育事业有再大的成绩，也不能忘记那段历史。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17年当中他们那种创业精神，至今仍是体育界乃至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这些老一辈人不为名不计利，带着铺盖卷下到运动队蹲点，和教练员运动员同吃同住，一起训练。乒乓球运动员在那练，荣老他们就在旁边，一边是看，抓训练找问题，作思想工作；一边是捡球、搬桌子、码台子，什么事情都做，比运动员不少受累。那会儿咱们有大庆石油工人的创业精神，有红旗渠农民的创业精神，体育战线也有这种创业精神。

1954年，国际奥委会中的少数人制造了“两个中国”的局面。为此，1958年，我国正式声明断绝同国际奥委会以及其他所有制造“两个中国”的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此后，中国体育在国际交往中受到许多极不公正的限制，在很多项目中遭到封杀。但当时，荣老他们这批人非常有战略眼光，审时度势，据理力争，同时，根据中国人的特点，抓特色项目，寻找突破口。当时游泳出了世界冠军吴传玉，陈镜开破了举重世界纪录，郑凤荣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后来乒乓球先是容国团、邱钟惠，后是庄则栋、李富荣、许寅生，出了一批世界冠军，创造了一批世界优异成绩。这个影响非常大，为我国增强国际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60年代前后，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因为体育战线的崛起，给了全民族很大的鼓舞。

体育队伍本身在艰苦创业勇攀高峰的过程中，也总结了一批口号，像“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勇于拼搏、为国争光”等等，一直到现在，都是我们国家运动队伍的精神武器和精神财富。

文革遭难

后来，文化大革命中，荣老受了很多苦。先是1966年被体委造反派关起来了，关在体委的一个院子里。到了1968年，就升级了，荣老被逮捕关到西郊卫戍区的一个监狱里。荣老先是经过了一段沮丧、消沉的时期，后来反而安下心来，利用在狱中的时间，学完了《资本论》。

9・13事件以后，中央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有了转变。但是高棠被解除监押以后，又被下放到江西共青城农场，在炊事班。当地的同志很照顾他，也不让他干重活，就让卖卖饭票什么的。当时有一批上海知青也在那里劳动，那时候的年轻人精神寄托比较简单，能看场电影就是很高兴的事情，也都爱好体育，所以都知道他，都管他叫“老荣”。他也爱跟年轻人交朋友，很快同大家打成一片，年轻人都很喜欢他，爱戴他，农场上上下下对他都非常好――后来很多人都跟他成了忘年交，友谊一直保持至今。

荣老在文革中最痛心的事情，是痛失长子。很多年后一说起这些，他还是老泪纵横。他的大儿子荣乐天是个很优秀的青年，表现优异，但是因为父亲的问题，1969年复员回到地方。1972年底，刚刚30岁出头的乐天，心脏病已经很严重了，住进医院也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荣老的老伴管平费尽周折找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请他们批条子批准荣老回来探望一下儿子。后来病危通知书都下了，专案组终于同意放荣老来一趟。荣老被专案组的人押送赶到了医院，乐天看到父亲，只叫了声“爸爸”，再也说不出话来，只能流泪，荣老也说不出话来，父子俩就那么相对流泪。管平的身体其实一直也不好，这个时候也心脏病突发，被送到另一间病房抢救。后来时间到了，荣老只能被专案组带走。荣老就这么见了儿子最后一面，再见已是料理后事了……

很多年过去了，荣老每提起这件事，总会流泪，没法往下谈。这是他一生中经受到的很大的打击，痛苦深重。我们后来也不敢跟他提了……

两度让贤

文革结束后，耀邦同志点将请他回体委。高棠一直到1979年2月才回到北京。他回来以后，体委好多人就跟见了亲人一样，大家又是高兴，又是流泪。那时候荣老已经是67岁的人了，回来以后仍担任副主任，主抓体育调研、战略研究和后备队伍的建设工作。当时的体委主任是王猛，王猛是38军的军长，军职一直没有变，始终心系军队，到了1982年，大军区改组，他就离开体委回部队了。中央要为体委安排一把手。尽管当时高棠已经70出头了，但大家也都觉得，论资历能力，荣老当选主任是民心所向――德高望重，干了几十年体育工作，也确实是内行。中央也来征求他的意见。高棠同志完全以事业为重，他跟组织上说，我都70岁了，还能干几年？干不了几年又要换人，对事业发展没好处。他就表态：我退下去，让年富力强的同志上来。我推荐李梦华同志，他也是体委的老人，业务熟悉，能力也强，有魄力、有威望，能团结人，我一定支持他、辅佐他，站好最后一班岗。当时中央号召废除干部终身制，培养新生力量，荣老这么做，实际上是响应了中央的号召。

实际上早在1980年初，国际奥委会致信中国奥委会，要求提供中国将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及有关情况，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还建议中国提出三名候选人，并注明哪一位是最佳人选。当时高棠出差在外地。王猛主任主持的党组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候选人名单，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荣高棠，第二位是牟作云同志，第三位是何振梁同志。高棠回来以后，立即找到王猛及党组的其他成员，说我岁数大了，干不了几年，而且我的外语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不能适应奥委会的工作要求。他说：把我的名字拿下来，把何振梁排在第一位！当时党组有的同志就说，名单已送交外交部和国务院了，中央领导也许已经批示了，追回来是不是不合适？高棠说：不怕麻烦，要追回来，这样对我们的事业有利。

事实证明，李梦华同志、何振梁同志，都非常出色，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高棠就是这么一个人，完全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一心为事业。1983年，国际奥委会为表彰荣高棠在中国传播奥林匹克理想和推动奥林匹克运动所作出的不懈努力，由萨马兰奇主席亲自授予他奥林匹克银质勋章。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为体育的一生

作为中国体育界的主要领导人，荣老日理万机，凡事亲历亲为，但他决不沉溺在事务堆里，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战略思维。不仅对体育事业的大政方针韬略在胸，而且对许多运动项目的发展战略，战术技术以及体育宣传问题都有中肯而独到的见解。他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主编和《当代中国体育》主编。他的言论文章中，对体育的属性与功能，体育与国民经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体育运动的普及与提高，体育队伍的建设等问题，有多方面的深刻论述。这是高棠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体育理论的重要贡献。

他的战略构想不局限在哪个比赛要拿几个牌子上，他考虑我们的队伍如何冲击和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如何以提高带动普及，又如何以普及为提高打基础，还有“三线队伍”如何建设的问题。他很重视人材的培养，他说，体育事业说到底，核心就是抓人的事儿。人弄不好，那就是――用他的话说――瞎掰。

1982年他从一线上退下来，当起了体委的顾问。当顾问是当顾问，但是活没少。高棠还是到处跑，每天下场地，看运动员出早操。到学校看运动员的选拔培养，搞一些调查研究。哪有比赛就去哪，跟队伍一起研究，发挥他顾问的作用。

1983年，中央任命已经71岁的高棠同志为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他又回到工作第一线，一手组建了中顾委机关，并主持日常工作。我1986年做了他的秘书，在中顾委，荣老给我的感觉是：任劳任怨，鞠躬尽瘁。

那时候他还是体委的顾问，他还是整天把体育当成自己的事，一天到晚忙的一半是中顾委的事，一半是体委的事。体委很看重他的意见，事无巨细都向他报告，他也是事无巨细都要去过问、去关心。一遇到什么比赛，那家伙！还跟以前一样。只要能去他都亲临现场。训练他都去，给人敲边鼓，出主意，给人作工作，开总结会的时候也和队伍一块开。女排四国邀请赛，姑娘们输了球哭，他就爱护地说：“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输个球就哭啊。”袁伟民同志就说：“荣主任都叫你们别哭了，你们就别哭了。”孩子们听这么一说，就笑了。国家队的比赛他准看，少年队比赛，条件很简陋，他也去看，看孩子们比赛。

那时候电视实况转播没那么多，有些国际比赛没转播，他就拿个收音机在办公室里头听，吃饭在饭桌上也听，坐在汽车里也听。他的卫生间就在办公室里头，有回我去给他送文件，一看屋里没人，就听见宋世雄的解说在厕所里响着呢。

1987年，已经76岁的荣老辞去中顾委秘书长的职务，又一次退居二线，回到国家体委。

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来第10届亚运会，他没去。他就老给体育总局值班室打电话，问，今天什么项目，几点比赛，谁有能力冲击金牌，谁的思想压力最大，奖牌数……什么都问。他还算，自己弄个纸，哪个国家的金银铜奖牌数，第几名。我说这报纸上都有，哈哈……就好像他自己就在现场指挥似的。

他这一生就把体育当做事业。他常对人说：“体育是‘万岁’的事业，是万古常青的事业，够我们干一辈子的！”他曾几次用这句话勉励我，还几次自己感叹：“我这辈子就干体育了！”

我觉得他自己就是一个体育运动的化身。他一生是体育爱好者，他也多才多艺，吹拉弹唱什么都会。他会拉二胡，还会弹钢琴，钢琴是自弹自唱，男中音。他还学梆子、学京剧，还跟骆玉笙学京韵大鼓，学《四世同堂》的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唱得相当棒,那是他的“招牌节目”。今年一些老同志聚会，他还唱呢――就是去世前几个月。

他多才多艺，体育更是始终不撒手，就像我们说的“曲不离口，拳不离手”，他就是那种人。我跟他一起生活、工作，他只要有空就自己做操，工间休息就到院子里打一套拳，非常有气势。一开始他打我不好意思打扰，站在一边看，后来我看这拳什么都不像，既不像太极，也不是长拳，就问他这是什么拳，他呵呵呵地笑，说这是“荣氏拳法”――自创的。

以前他爱打网球，70多了，到哪儿都背着个网球拍子。1983年有一次他心脏病犯了，后来医生建议他别打网球了，改改吧。那他也不管，到1986、1987年还打呢，参加全国老年网球赛。他还给我一个拍子，让我学。后来荣老就改打高尔夫了，一直打，一直没放弃，去世前一个月，还打了一次。

他打高尔夫球可有意思了，走得快极了。后来就走得少了，改坐球车，着急，恨不得一屁股坐上去车就得开动，车还没停稳他就下去了，我就说您得慢点，开车的球童也说荣老您慢点。有一次车刚停稳他就往下下，脑袋一下碰到车的扶手上，大家都吓坏了，给他揉。他连声说“没事没事”，接着往前追那个球。他一到运动场上就忘了自己多大岁数了。

他还爱游泳。那时候在北戴河，他天天游。那个游泳场老远停了个小舢板，都快到防鲨网了，是为了给游过去累了的同志歇会儿的。我们年轻的有时候上去玩跳水，他来了也要爬上去跳水，我们说使不得使不得，都70多了。他就说行行行，你们先让我上去，我们一起把他扶上去了，他就非要跳，我们正说着别跳别跳，他“咣”一头就栽下去了，大伙当时吓得全没声了。他一会冒上来了，满脑袋水，哈哈哈地笑，很豪爽，说“可以可以，再扶我上去”――还要来！大伙鼓掌，欢呼，可不敢让他跳了。他一运动起来，就没老没小的。一有了体育活动在身，这个人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他也打桥牌，也爱出席一些文艺界的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有人就说这老同志怎么啥事都去抛头露面，“高棠成电视明星了”，这话也传到他耳朵里。但是他说这么做不是为了出风头，自己岁数大了，也不工作了，要有意识地多参加活动，多与外界交流，这样对自己的脑子、身体都有好处，永远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我特别理解他这一点，这就是他作为老年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觉得，荣老的一生活得很精彩，“要么我倒下就不再起来，只要我还没倒下，我就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你看他90多了，走路不拄拐棍，桥牌、高尔夫、钓鱼，什么都行。老同志聚会，到那就又唱又笑，唱京剧，唱梆子，唱现代歌曲，非常活跃。他特别有感召力，走到哪里都能感染周围的人。吃饭也快，吃完就放下筷子，从不多吃一口。睡觉也好，早睡早起，夏天都早上6点起来去打高球……他就是体育运动的化身，是中国体育的形象代言人。

今年上半年，荣老在跟老同志聚会的时候，还说，咱们这帮老家伙可说好了，2008年以前谁也不许走。但是很遗憾，荣老还是离开我们了，为中国体育奋斗了一生，终于还是没能等到在家门口看到奥运会的举办。

但是没有办法，人生中有太多的遗憾。10月份去世的霍英东先生，也没能等到2008年奥运会。霍先生跟荣老是私交甚好的老朋友，他的一生，也为中国的体育事业，为申奥，倾尽所有。1993年中国第一次申奥失败，霍先生曾跟荣老说，那是他人生中最大的失败，是他经历过的最大的打击。

荣老也没能等到那一天，很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总归有的走，有的来。

我曾问荣老，是不是写些东西，我来协助你。荣老也许是岁数越大，看得越开，说，算了吧，这一生，诸多事不堪回首，但我问心无愧。

（王晓中先生曾于1986－1992年担任荣高棠先生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