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拣选的是春秋战国的历史，但注目的却是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性格和社会结构。……他是试图通过对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考究，来推断儒法国家产生的渊源
与性质及对后世社会的影响。
在后现代历史学家已经宣称“一切历史都是文本建构的产物”，因而历史写作与文学创作没有质的差异，也并不存在一个等待被历史学家去发现的所谓真相的当下情境中，赵鼎新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似乎与这个时代的“气味”格格不入。他像怀抱着巨大野心的唐・吉诃德，跳出了当代语境的规约，如同与大风车作战一样直接回到了那个风起云涌的东周时代。显然，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对波澜壮阔的春秋战国时期作一全景式的细描，这样，我们惊奇地发现，赵的历史写作似乎属于一种今天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的“宏大叙事”，充满了结构性分析和学术元话语。
我们的主流历史学是“越小越好”，在材料的爬梳和把玩中炫耀性地展示作为历史学的“行规”和“手艺”。赵鼎新显然没有落入这个窠臼，他拣选的是春秋战国的历史，但注目的却是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性格和社会结构。从这个逻辑链条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作者要把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衔接起来，他是试图通过对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考究，来推断儒法国家产生的渊源与性质及对后世社会的影响。
作者在自序中这样阐述全书的中心论点（历史学家很少使用这样开宗明义的直白方式）：“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正是在这类特殊类型的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冲突，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进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却为国家所驯服。进而，在秦朝统一中国后的八十年中，或者说，在西汉时期，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而武官和商贾阶层被推至社会权力格局的边缘。”这当然是一个大胆而具有新意的结论。中国的社会历史结构似乎也符合这样一种刚性的描述。作者把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用来描述东周时期的文化特征，与我们一直以来对于春秋战国的历史想像也大相径庭。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春秋战国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平庸的枯燥乏味的“工具理性”占据的时代，而是诸子百家充分享受言论自由，并因此而萌发了中国所谓轴心文明的转型时代。我们的印象是，中国文明的特质在于其价值理性，主要是伦理本位的价值体系。
但想像的记忆未必就等于历史本身，更何况多元的记忆与表达总比被指定的单一记忆或约定俗成的想当然要好。历史写作本来就应该是一场场无休止的对话，活人与死人的对话，现实与过去的沟通，史料与观点的碰撞。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绝不是赵鼎新的“独白”，而是其与诸多对手的“对话”（这个对手的名单包括韦伯、许倬云、彭慕兰、金观涛等一长串对中国历史颇有研究的学人）。作者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近代以来欧洲的人文学术越来越趋向于“解释传统”（按照自然科学的逻辑规则去假设、求证、设置问题意识等，所谓按图索骥是也），而古典的学术尤其是中国文史学家却是强调“解读传统”（即在对材料与历史的深切了解下，长久地沉浸其中而偶有斩获和意识自觉，所谓水到渠成是也）。我本来以为作者的这本著作会是回归传统的解读，没想到却是非常专业化的“解释方法”的运用。作者将东周划分为霸主时期、转型时期和全民战争时期，分门别类地描述了这三个时期的历史特征，指出在这三个时期占主导力量的制度因素。作者论述的重点显然在最后一个时期，他在这一节里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比如他认为通常被肯定的诸子百家“在思想起源上的单一性不仅限制了中国古典时代哲学家们的想像空间，而且使周代树立的宗法文化在周王朝垮台后仍得以代代流传”。另外，作者从孔子学生子贡和范蠡富可敌国的财富传奇中，大胆地推论：“尽管中国的记史传统偏爱记录少数成就卓著的政治英雄的言行事迹，但实际上当时为市井民众所推崇的并不是所谓的政治人物，而是商人。”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于用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模式来认识中国历史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个依据一两个财富故事而作出的推论确实显得“突兀”，姑且算作“一家之言”吧。
百川归流，作者最终的关怀所系当是最后一章所阐述的“中国历史的模式”。通过对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与满人建立的清朝的历史命运的对比，作者认为东周时期所萌生的儒法国家体制对后世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可以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清朝接受了汉族文化和儒法体制就比短命的元朝存在长久。这也是治中国历史学者的“通识”。中国古代是一个士大夫政治模式主导的社会，谁得罪了儒生，谁倒霉，谁拉拢了儒生，谁长命。同时，作者认为帝制中国对各种宗教采取一种宽容态度的原因在于：儒家学说并非排他性的超验的宗教，而是世俗化的伦理规范。而儒教通过建制化的方式与帝国权力的核心形成了紧密联盟，其他“异端邪说”都不可能攻入这个城堡，正因为此，政府对各种宗教一般会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这自然可看做森严的儒法体制留给历史的一份“自由主义遗产”了。但是，在对于社会和商业的态度方面，儒法体制确是高压的专制的，不给“市民社会”任何生长空间，导致中国不可能在儒法体制的笼罩下，内生性地发展出一种工业资本主义道路。这种从政治模式来解释经济发展路径的方式具有浓郁的社会学色彩，为我们探究中国历史的衍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赵鼎新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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