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热情高高地在旧书铺搜罗1949年之前出版的老刊物，收集的范围大致是文学艺术类，那个时候，脑子里根本没有“沦陷区文学”这个概念，也幸而没有“先入为主”（或曰“主题先行”），世间的事往往成于“无心之得”，我的“沦陷区文学”期刊专题竟略具规模了（本文所提到的“沦陷区文学”，主要是上海和北京产
在《缪斯》之前，我们甚至几乎连“沦陷区文学”这个词都没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有云：“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仔细揣摸鲁迅这段话，竟然可以全盘移来比拟《缪斯》与我们最初的那么一点沦陷区文学研究。这又牵扯出另外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自己是否也有像耿德华与他的《缪斯》做的那样，为某某别的国家的某段文学史写出一部书来，而且这部书要早于他们自己写出来的书。似乎，从来未曾有过这么样的一位作者写过这样的一本书。实情让我们很难堪，没办法，只得尊重《缪斯》的历史性作用，只得虚心学习人家的治学方法。拿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和较为成熟了的观念来评论《缪斯》，最该注意的是我们与《缪斯》的“时差”，《缪斯》最初在小范围传播时，我们某些同志的“义愤填膺”（《缪斯》译者序），是不是太幼稚太可笑了。“沦陷区文学”，是被我们自己冷落的缪斯，让人家抢了先，正是“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耿德华教授写作《缪斯》时期，没有来过中国内地，没有到过他叙述的客体――上海和北京，最多到过香港（在香港，耿德华有机会访问到一些沦陷区文学的亲历者）。他的书面资料来自十几个图书馆和机构，《缪斯》书后附录的“报刊索引”列了60种，我存有40种，看着很感亲切，还可以很便捷地从自藏中找到引文的出处，这是其他读者享受不到的“阅读趣味”。耿德华幸亏对这个课题动手早，有幸见到了沦陷区文学最重要的作家张爱玲，此外，给耿德华以帮助的柳存仁（柳雨生）、丁嘉树（丁丁）、金雄白、姚克，也是重要人物。耿德华强调《缪斯》“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将批评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上来”。这些活人活资料，弥补了耿德华对我们那段特殊文学感性上的欠缺，想必有助他的文学批评。
在《缪斯》目录上单独列出名字的作家肯定是耿德华要重点评论的作家，而且也意味着耿德华认定这些“榜上有名”的作家是沦陷区文学史上最有文学价值的作家。我且将目录上标出的作家姓名开列出来，享有单独一人一节殊荣的是：苏青（冯和仪），师陀（王长简），李健吾，于伶，周作人，吴兴华，张爱玲，杨绛，钱锺书。几个人一节的是：阿英，周贻白，顾仲彝；顾仲彝，费穆，吴天（方君逸），周贻白；文载道和纪果庵。仔细揣摸这份名单，几个有趣的话题就凸现了：一，属于北京的作家只有周作人，吴兴华两人，似乎少了点。80年代开始盛传的“南玲北梅”的“北梅”――梅娘（孙嘉瑞）在《缪斯》中只“蜻蜓点水”似的出现四次，这四次加起来不过几十个字。二，吴兴华，被列在《缪斯》第五章“反浪漫主义”的第一节，给予这位年轻的校园诗人非常高的评价――“吴兴华的创作试验仍标志着在诗歌雕琢上其他同代人几乎无人能达到的高度。”对此，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喜欢吴兴华的诗尤其喜欢他的“方块诗”。三，费穆，他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年）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出色的影片，而他在沦陷时期写的几个剧本《梅花梦》、《杨贵妃》、《浮生六记》、《湘妃》却少有人提。四，文载道和纪果庵。我一开始阅读沦陷区期刊就对这两位作家的文章感兴趣，是纯粹自己“发现”的老作家，不是他人推荐后被动的阅读。我甚至冒昧地给已经八十多岁的文载道（金性尧）老先生写信。文载道现在还生活在上海，他老人家要是能看到《缪斯》就有意义了，他很可能是《缪斯》论及的作家中现仍在世的两三位之一了。而纪果庵早已于1965年1月8日中午在苏州上方山石湖投水自尽。《缪斯》出版十几年后，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几部沦陷区文学史，它们论述的地域比《缪斯》宽广得多――不像《缪斯》只局限在上海北京，它们论述的作家及作品比《缪斯》多得多，虽然，它们在观念与材料上未必能够取代《缪斯》。更重要的一点是：《缪斯》出书在前影响在先的历史事实，毕竟无法改变。每念及此，耿德华教授的中国同行们心里就该不是滋味，虽然许多事情根本怪不得他们。
《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美）耿德华著，张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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