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想到，在这?热的阴历七月天里，又见栩栩如生的父亲。
作者樊发稼先生，在他的文章《遥远的记忆》（2006年8月3日出版的《文学报》第1667期）中，深情而逼真地记忆了半个世纪前，在上海作协那所爱神花园里，由父亲靳以主持的上海部分青年作者座谈会的实况。那是为了《萌芽》半月刊即将创刊而召开的。
那是一篇短小的文章，却记忆得如此清晰，有条不紊。我相信他记忆的真实，因为，他那时“才是19岁的腼腆学生”，对于文学，犹如自己的初恋一般，是难以忘怀的。
而我，却在他的笔下，见到父亲的言谈举止。见到父亲是如何愉快地置身于四五十位的青年之中，见到他是如何热情和蔼地与他们交谈，并把自己身旁的作家一一介绍给大家。我甚至仿佛看见和听见，当作者因为路远要早退时，父亲站起身来，热情地与他们握手，并亲切地说着：“好的，好的，你先回去吧，夜里太晚了坐不到车啦。”
这与我脑海中的父亲是如此吻合；但，父亲这样工作中的画面是我所不知的。我多么感激作者的记忆，他让我在整整47年的分别之后，又见我的父亲。
开会的那年，1956年，我12岁，是个快乐的中学生。对于《萌芽》，也有一份自己的记忆。记得那些日子，父亲总是高高兴兴的。记得有一天，父亲兴高采烈地拿来一张画给我看，那是一个小男孩，蹲在那里，手里拿着一个洒水壶，正在浇灌幼苗。父亲高兴地说：拿给《萌芽》去做封面多好啊！后来，我果然看见它成了《萌芽》的封面。
那年父亲正是47岁。（我惊讶作者对父亲如此了解！）他写道，半年后的10月19日（也是1956年），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父亲，那是在鲁迅灵柩由万国公墓移至虹口公园安葬的迁葬典礼上。父亲作为十位扶灵者之一，神色凝重，“其状肃穆哀痛之极”。那次的安葬，家里留有不少照片，从万国公墓灵车出发，一直到虹口公园人流万千。父亲扶灵的照片，在鲁迅纪念馆曾经放得很大。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月，只能突出故去的人。记得那个年月，当我悲苦无助，无处排遣之时，我常常从学校返家的路上，弯进纪念馆看看父亲。踏上楼梯的最后一级，迎面就见父亲在向我走来。那确实是父亲47岁的影像。
如此之巧，今年，也正是父亲离去整整47年。阴历的七月初一，正是父亲97岁的阴寿。他在世五十年，能留给他的青年后辈“永世难忘的印象”，能勾起他（们）遥远而绵长的记忆；从而，让我在樊先生的笔下，又见我那至亲至爱，栩栩如生的父亲，我的心中真是感激万分。是以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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