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父辈与北京大学》中，有作者称他的父亲为“永远的北大人”，我们也可以说，这本书是“永远的北大人”的一次聚会，一次难得的历史的盛会。所以说“难得”，是因为与会者全是历史的老人：“我们的父辈”最长者是首先提出创办“京师大学”的李端棼，生于1833年，于1907年辞世，已将近一个世纪；年龄最小的马
但这又是多么不同寻常的记忆！这或是子孙对父辈、祖辈的零距离的观察，尽管是雪泥鸿爪，却多有历史大叙述所遗漏的具体可触的细节，呈现的是处于日常生活中，复杂而多面的人事关系中的历史人物，从今天的历史观来看，或许是有着特殊的价值的。这也许是并非目见，而是家族中代代口传的历史，或者如一位作者所说，是在先人的“遗像的眉宇间、手迹中、诗集里”感悟与想象的历史，这更有一种精神传递的意义，其实是别有一番价值的。因此，这样的回忆，充满了血肉感，是有形无形的生命的缠绕，是真正刻骨铭心的，并且是具有情感的冲击力的，这样一种强烈的生命感恰恰是许多所谓客观的历史叙述所匮缺，而且在我看来，这本身是构成了一种缺陷的。当然，这样的出自亲人的回忆，除了难免的记忆的差错以外，有时也会有遮蔽，这是需要研究者对照有关的回忆（当事人的回忆与他人的回忆），以及历史文献的记载，加以细心的考辨的：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遮蔽，也是有原因的，这本身就具有某种研究价值。
而且这又是关于“前辈与北京大学”的关系的记忆。也就是说，作者是从个人的，家族的记忆出发的，但其指向却是北京大学的历史，或者说，是要将个人的、家族的历史变成北京大学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前文所说的这样的回忆所特具的血肉感、生命感，所要展现的也包括几代人与北京大学的血肉联系。北京大学的历史也因为有了与这样一些可感、可触的生命个体的联系而变得有血有肉，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具体性与丰富性。
这正是我读这些回忆文章感触最深的一点。记得早在北大百周年校庆时，我和严瑞芳、孟昭荣女士曾合编过一本《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父辈与北京大学》也可以视为其后续。但当时我们对北大历史的观照是以蔡元培校长为中心的；这是反映了客观事实的，本书许多作者在对父辈的回忆中都强调了他们与蔡校长的关系，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此书的更大意义却在展现了一个更为广大的北大世界。于是，我们在这历史性的笔会里，就有幸见到了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教习夏震武，先作为特殊学生、后为教员的陈汉章，一面在京师大学堂学习，一面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张西曼，以及京师译学馆的学生徐炳昶、孙百英――这都是极难见到的北大人。在蔡元培主掌北大时期，除了人们已经熟知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风云人物，这些年颇为人们关注的梁漱溟、熊十力，五四时期学生中的著名人物许德珩、杨晦、顾颉刚之外，我们还见到了其实不能忽视的蔡校长周围的教授与职员，如国文系主任、被称为“北大五马第一人”的马幼渔，有“鬼谷子”之称、在几个关键时刻都起到重要作用的“五马”之一的国文系教授沈尹默，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教育系主任、后与李大钊一起遇难的高仁山，任教联会书记的马叙伦，任校长室秘书、教授评议会评议员的谭熙鸿，等等。而蔡元培的继任蒋梦麟，更是北大历史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与蔡元培、胡适、马寅初一样都是在北大历史上打下了自己的印记的校长，但似乎并不为人们所熟知，《蒋梦麟后嗣缅怀蒋梦麟》一文的详细介绍也因此引起浓厚的兴趣。而长期担任北大秘书长、又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在蔡元培、蒋梦麟时代都担任过校长室秘书的章川岛，代表教育部参与筹建西南联大，以后作为接管人员参加抗战后北大复校工作，又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杨振声，以及长期担任中文系主任的罗常培，或许会因这次笔会而进入考察北大历史的人们的视野。此外，几乎被遗忘了的曾参与筹办《每周评论》、筹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张申府，曾为《新潮》发起人之一的毛子水，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孙德中，一直被误解的提倡节制生育、“美的性育”的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大概也会被重新发现。但我们想着重介绍的，还有三个群体。首先是北大第一个体育教员、创办“学生军”的白雄远，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陈师曾，北大音乐研究会导师萧友梅，北大音乐传习所导师刘天华――重视体育、艺术教育，这本是蔡元培开创的北大教育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人们在谈论北大的五四传统时，较多的关注人文学者，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都是登高一呼的民主精神的传播者。但默默坚持着科学精神的自然学科的教授却构成了北大传统的另一不可或缺的一翼。我们因此特地邀请了一批著名科学家与会。他们是：物理系主任丁西林，化学系主任丁绪贤，地质系教授丁文江、翁文灏、袁复礼、黄汲清，气象学家李宪之，考古学家黄文弼，数学系主任江泽涵等。反复讲述的还有1927年的中国西北考查团的故事，这是大长中国科学家志气的一次“科学界的万里长征”，也被研究者称为“中国科学史上北大人书写的浓重一笔”。在群星灿烂中，蒋守方与马珏这两位女性，作为“女子上大学的先行者”，当然格外引人注目。为女子入高校开禁，这本是“敢为天下先”的北大传统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子女们在讲述他们的母亲的故事时，充满了掩饰不住的自豪感，读者大概也会为其风采而倾倒吧。
这确实是一次众声喧哗的盛会。它所要展示的正是北大历史的丰富性与具体性。这是可以作为“正史”的补遗的。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北大传统”，就如同盐溶入水一样，已经渗透在这些具体而丰富的历史记忆之中。现在我们通过这次笔会将其记录下来，当然是期待今天的继承与发扬，即所谓“让历史告诉未来”。尽管已经年老力衰，退出了北大的历史舞台，却依然关心现实，心系未来，这大概也是北大人的一个特点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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