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是张隆溪先生据2005年2、3月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的4次“亚历山大演讲”整理而成书的。作者在书前题有“谨以此书献给亦师亦友的钱钟书先生（1910－1998）”的字样，不仅仅
众所周知，东西方跨文化的比较视野并非一个新鲜的命题或学术研究视角，而比较更是多种学科常用的基本方法之一。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的那段话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在鲁迅看来，自觉的获得在于周致完备的比较，在于审己与知人的双向交流。换言之，自觉不仅是结果，更是一种状态，比较也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双向的呈现。己与人，东与西便在这种呈现中相遇了，而相遇即是对话，至于对话的浅深畅阻则另当别论，但肯定与个体的因素有关，正所谓“首在审己”。无论如何，相遇是注定了的，只要相遇，就有对话的可能。可是一个时期以来，不论东西方，一些文学艺术研究者奉行着文化相对主义，夸大东西方的差异和对立，漠视、屏蔽其间的相同。张隆溪在书中第一章就是针对东西方学者中恰恰存在这样相同的不可比较论而进行反讽，证伪了所谓东西方没有比较的可能，对东西方文化对立说进行批判。这也正是全书的一个宗旨，后面的三章也才在此纲领的统一下具有意义。前些年，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无可否认其采用现象学还原方法，呈现给我们的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自身的差异面貌的丰富，但因此而得出不可通约的结论却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差异是必然的，甚至是本然的。一切文学艺术及其批评正是在差异中彰显自身的独特价值和趣味。其实，正如厄尔・迈纳所言：“相对主义对比较研究必不可少，然而正是这种相对主义引发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一些极端形式时。”厄尔・迈纳所指“棘手问题”，我想最严重的就是那种“死板的决定论”以及危险的文化民族主义。由此，厄尔・迈纳提出“控制相对主义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就是“辨识被比事物形式上的共同特征”。
或许有人置疑这种辨识、寻求事物共同特征的做法会抹杀个体的差异和独特性。张隆溪先生在本书中“一个主要的论点正是要暴露集体式代表观念的谬误，那是一个相当常见的错误，即完全抹杀个人的种种差别，把具体个人都归纳在东方和西方、东方人和西方人这类粗鄙的概念积木块之下”。这里，我们即使抛开那种文化民族主义心理因素不谈，仅从文艺及其批评本身来说，这种置疑与担心也是不能成立的。现在，将文艺简单地贴上“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切文艺从接受者和批评者角度看来，都只是在作品中发现自己。这种自我的发现，说穿了就是相遇，就是对话，否则人们还要文艺做什么呢，这正是文艺的魅力所在。按厨川白村的解释，文艺乃人间苦的象征，读者经由象征体验到作者笔下的世界其实是读者自己的世界，“人和文艺作品相接，而感到自己是在活着……看见了自己的灵魂的姿态。”越是独特的具有个性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也越是引起读者生命的共感，不仅作者之间，还有读者之间都存有巨大的差异，这二重的差异反而增添了文本的复杂和丰富。勒内・韦勒克曾说文学中没有中性的事实，其实文艺批评中又何尝有中性的事实？批评者也是在自身的生命体验里创造。如果没有人类这种心灵、思想的契合，人类岂不成了永无通途的陌路？我想，张先生强调跨文化阅读的契合，其实正是张扬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中的生命体验，其跨文化阅读实践也正是他自身的体验，是他的体验再唤起我们的经验，这就是一种相遇。显然，这样一种相遇在如今的文艺研究中是我们久违了的期盼，也让人再次怀念起李健吾等在20世纪前期进行的所谓印象式批评。我们不是反对传统的客观主义方法，而是反对如厄尔・迈纳所说的那种“死板的决定论”，那种把虚妄的客观奉为真实的做法。
《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张隆溪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1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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