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猜想――当我母亲处在个人处境的危难之际，她更需要激励自己的理由，不使其颓唐。而历史真的有过迹象，表明要走入一个全新的生活，可惜转瞬即逝，就像《剪辑错了的故事》的小标题，“拍大腿唱小调”之后的一句“但总有点寂寥”。这“寂寥”是现实，也是理性。 ――王安忆 |
我母亲茹志鹃这一月的日记，没有标纪年。我曾经向上海作家协会的旧人打听日记中所记叙的出行是在哪一年，也得不到确切答案。可是很幸运，2005年年底，不期然地收到一位叫金宗武先生的信，信上写到1958年七八月间，他曾作为上海《农民日报》记者，参加“上海各界人士赴安徽参观团”，和母亲同行。日记的纪年便从湮灭的时间里跃出来。金宗武先生还寄来一张照片，是他为我母亲在旅途中的南京浦口长江边上拍摄。金先生很细心地注明在我母亲边上坐着的女同志，是上海历史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可惜想不起名字了。于是，母亲的形貌也从湮灭的记忆中跃出来。从照片上看，母亲风华正茂。出生于1925年的她，其时33岁。在母亲一篇创作谈――《我写〈剪辑错了的故事〉的种种》，其中写道：“我想说一说，1958年我参加学习慰问团在安徽亲眼所见的所谓‘放卫星”’，应该指的也是日记里记录的这次出行。这样，“1958”这个时间应该是靠实的了。
1958年，算起来，也是我父亲王啸平沦为“右派”的第二年，或者就是当年，是我母亲心情灰暗的时期。日记记在一本黑面横条的笔记簿里，第一页上写着“我的愉快和苦恼――1956年10月6日”，看起来是欣然的。可是不知为什么，直到将近两年以后的1958年7月19日，方才开始她的记述。严格说来，这只是一份采访笔记，并没有一点个人生活的透露，无论愉快还是苦恼。在这本笔记簿的第一部分，安徽日记之后，还有一份采访上海某里弄居委会的记录，内容也是关于“大跃进”；再后面，是采访上海郊区彭浦公社，如何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就这样，个人遭际被遮蔽在了大时代的背面。但是，日记的笔迹相当潦草，与母亲向来的习惯不符，是不是焦虑所致？日记开篇，火车临时停车，上来一个受伤少年，亦有不祥的气氛。这些，似乎隐藏着一种暗示，暗示轰轰烈烈的社会生活，是在低沉背景下，拉开了帷幕。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经历许多调整、改正、推翻和重建，那一段历史的真相早已浮出水面，由事实作出结论，事实是，一场大饥馑接踵而至。母亲也在新时期文学的80年代，写出了反思和批判的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今天看这些日记，虽然所记不可谓不忠实，但因整体性的真相被掩饰和歪曲，细节便也经不起推敲了。日记中所记录的那些大话，简直像是谵语。急就章成民谣，并无民间的风趣，反更显得浮夸可笑。当然，我母亲还是很认真地记下了它们。在“七月二十五日”所记的那一首歌谣：“一棵稻打一升，一株棉花结一斤。拍大腿唱小调，又有棉花又有稻。”其中“拍大腿唱小调”一句，在《剪辑错了的故事》里，用以专辟一节，题为“拍大腿唱小调，但总有点寂寥”。这一句小调，即便放在那个环境之下，讽意也是明显的。可我母亲他们，就真的受感动呢！要等20年以后再来认识。是知识人的天真，也是时代气氛给烘托的。
那时代是个神话的时代，关于寻宝的记录最传奇，你说它荒唐是当它现实看，要当是虚构，就是浪漫，可不幸它就是现实。“八月一日浮山”的一节倒有些民间艺术的风格，好比那种比试本领的逗嘴皮子，比的是粮食多，比不上去了，陡地退下来，为保存粮食叫起苦来，其实是翻上一个调门。可惜并不是逗嘴皮子，而是当真的。
说它是神话似乎又有几分实情，由不得人不信。“七月二十三日”采访转业军人开棉义，讲述成立合作社的经历，个体的农民组织起来，真的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推理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收益是如此明显而且具体，没粮吃的有了粮，没衣穿的做了新衣。这一片耕耘了几千年的土地，地力乏了，人力也乏了，如今一改容颜，有了新的表情。“七月二十六日”，有一段对夜晚的描写，黑和静里，有萤火虫的闪烁，办公室开会的灯光，蛙声，车水人的号子声，卡车的车轮声――这一片土地从沉寂里苏醒过来，要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日记也记录了开会的情景，农人们在批评一个车水时打盹的懒汉，说的话相当夸张，有些无限上纲的意思，可他是运用着政治性的语言呢!农人们开始接受和参与政治了，一个还处于草创阶段的政权的简单粗陋的政治，却已经注入这一个古老生产方式的阶级。在这之前的“七月二十四日”里，描绘抗旱的青年队：“把红旗插在帽上，腰上，口袋里。”这也是新鲜的装饰，农人的形象在鲜亮起来。还有“七月二十六日”的“休养所”，就是养老院，“门用桐油刷了，墙用石灰刷了”；“七月二十八日”的剧团，演员张德英，朗朗的唱腔，丈夫、婆婆、小叔子都来看她演戏；这一日里，母亲还详细记录了兔场，外国种的兔子，五色的兔毛，养兔的姑娘王成英――王成英后来到了《高高的白杨树》里面，名字叫做了张爱珍，有着天真甜蜜的“愉快和苦恼”。我想，如我母亲这样文学写作者的气质，总是被生活中的诗情吸引，他们甚至会有意无意地规避阴暗面，攫取光明的因素，所以也不能完全视作受蒙蔽。尤其――我猜想――当我母亲处在个人处境的危难之际，她更需要激励自己的理由，不使其颓唐。而历史真的有过迹象，表明要走入一个全新的生活，可惜转瞬即逝，就像《剪辑错了的故事》的小标题，“拍大腿唱小调”之后的一句“但总有点寂寥”。这“寂寥”是现实，也是理性。
热闹就这么过去，余下一个乌托邦的残象，它令我想起周作人在1919年寻访过的日本的新村。从周作人的文章中看到，那是由武士小路实笃倡起，集合一班人马，在鹿儿岛的日向开荒垦殖，共同劳动和收益。引小路实笃的话：“我们想造一个社会，在这中间，同伴的益，便是我的益；同伴的损，便是我的损；同伴的喜，便是我的喜；同伴的悲，也便是我的悲。”再有印度喀拉拉邦，它组建共产主义民主政府的1957年，差不多和我们的人民公社运动同时间，从此开始尝试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一群知识分子亲力而为，实践“民众科学运动”，经几十年不间断的努力，现在生活质量远超过印度平均水平，人均寿命、识字率包括妇女识字率，则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人们其实一直没有放弃设想，在资源有限、人口过剩的条件下建立一个相对富裕、公平的社会，这设想也一直遭受失败，社会还是按照资本的规律和模式发展，似乎这是唯一实际可行的进步途径，而人类在强大的同时背离公道却越远。美好的世界只能留存于虚拟，一旦着手行动，便卵破鸡飞。母亲的这些日记，大约可看作是那中国式乌托邦梦寐的碎枝末节。
（本文摘自《茹志鹃日记（1947-1965）》，王安忆整理，大象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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