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交流当中，文学作品是打通交流渠道的重要途径。自五四以来发轫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对世界文化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译介。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既是其中的受益者，也是其倡导者和参与者。鲁迅在谈到他写《狂人日记》起因时，坦承自己的创作得益于“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和百来篇外国小说”，可
文学翻译在今天已经成为文学活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每一次思潮涌动，都与我国文学的译介有着直接的联系。当前，关于文学翻译的诟病时有所见，文学翻译的现状与文学发展的潮流和读者需求之间还存在很大距离，全民外语水平的提高似乎并没有带来文学翻译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文学翻译的普遍水准并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高度，翻译大家并没有因为翻译作品的增加而出现；另一方面，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与日俱增的同时，如何把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世界也成为人们共同的呼吁与期待。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谈论文学翻译在当下的状况及其前景就显得特别重要。
事实上，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的现状并不像某些论者那样想象的不堪。新时期20多年来，我们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比前70年达到的程度在总量上要超出很多倍。翻译大家却为什么没有因此促生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翻译的专业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五四时期，文学翻译家同时也多是著名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郑振铎等人，他们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才是翻译家。当代中国，职业细化的不断加深，致使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之间产生不可避免的分离。此其一。其二，文学翻译的专业化使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现代文学早期作家与翻译家双重身份的现象在今天已经很少，这自然也造成了人们对翻译家期待标准的复杂化。其三，今天人们对文学翻译的要求已经近乎于标准化，即既要文采传神，又要务求准确。鲁迅的“信达雅”是最早的翻译信条，鲁迅本人的翻译更注重的是“直译”。而像傅东华翻译《飘》那样完全可以任意发挥的做法，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在“标准化”的要求下，文学翻译如何实现求美、求真的统一，如何满足当代读者的要求，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在关于文学翻译问题的探讨中，另一种声音也越来越引起业学界的关注，即如何运用纯熟、地道的外文把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外国去。这是一个新近才冒出的问题，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要求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中国文化产品能够更多更好地走向世界。我们不遗余力地翻译介绍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学作品，但我们的文学作品在走向世界方面却困难重重，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翻译水平的滞后。如何将优美的汉语转译为地道的具有美感的外文，这可能是摆在文学翻译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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