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爱书人来说，阅读能给人带来极大快乐。然而，在特定的年代里，人们不仅不能自由、轻松地阅读，还有可能因读书“不慎”而引火烧身。
我于1969年1月从北京来到延安地区插队落户。在以后短短的两年里，我和其他知青一样，从大城市里的学生变成了地道的农民。最初两年是在繁忙和劳累中度过的。虽然筋疲力尽
这些书是从何而来？在我打起铺盖来到陕北的行囊中，除了一本《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外，没有其他任何书籍（到农村后，又在县里买了一些马列著作）。能得到后来的这些书，完全出于偶然（现在想起来，在那偏远之地能获得经典之作，真是一件罕事）：鲁迅的书是一位同学主动借给我的，那是他刚从北京买到的。两本破旧的外国小说，一本是《斯巴达克思》，一本是《复活》，都是从一个“富农”家中“抄”来的。
就像在茫茫的沙漠里看见了一片绿洲，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并且不顾终日的劳累，深夜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了大段的读书笔记。当时我这样写道：“我怀着好奇的心情翻开了《斯巴达克思》这本书，渐渐地，书中英雄们的光辉业绩使我惊叹不已。我不由不赞叹这本书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都是十分成功的。这是艺术宝库中一份珍贵的财富。”紧接着，我摘抄了马克思、列宁对斯巴达克思的称赞和书中的精彩描写，其中夹杂着自己的评论。最后总结说：“我主要学到的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及对人类历史上奴隶社会的一点认识。”看《复活》的笔记是这样写的：“看了《复活》，更加深了对列宁评价托尔斯泰的理解。”在笔记里，我还赞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惊叹他语言的犀利和奇妙。
我的学习笔记内容五花八门，有马、恩、列、斯语录摘抄，学习毛选心得；还有学社论、学内政外交政策方面的笔记。但是，这些都不如后来的这几本书更富有新鲜感和刺激性。所以我不但把笔记写得格外认真，倾入全部心力和感情，还在写完后拿给别的同学看。我自以为这个笔记里都是革命内容，不会有什么麻烦，谁知道接踵而来的批判把我仅有的这点精神享乐也剥夺一空。
当时北京市委从北京各机关抽调了一批支延干部，派往陕北，主要是管理、教育北京知青。1971年6月初，我们公社的北京干部组织全体知青举办了第一期学习班。紧接着两个月后公社又开办了第二期知青学习班。这次对知青的批评和管教更加严厉。公社北京干部的组长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说：“有的同学写了读书笔记，就互相传着看，像看圣旨一样，有什么了不起嘛。当年刘绍棠、邓友梅多有才华、多有名气，还不是因为放松了思想改造，一个跟头栽倒爬不起来了？”……在学习班结束后，村团支部几次讨论我和那位男生的入团问题，北京干部又多次以我们看过坏书为由加以制止。
这些紧锣密鼓的批评使我的心情骤然沉重。我不理解用马列的观点去看描写古代奴隶英雄的书和用列宁的观点批判托尔斯泰有什么不对，甚至为什么连看鲁迅的书都不行呢？我给公社北京干部的组长写了一封长信，信上引用毛主席高度评价鲁迅的话，证明看鲁迅的书并没有错；又引用其他导师的语录，说明不能把《复活》这一类的书封起来不让人看。然而，在写这封信的同时，我并不是无所畏惧的，而是不得不强迫自己去承认莫须有的“罪过”，在无尽的忏悔中，竭力地贬低自己、屈辱自己。我在读《斯巴达克思》的笔记上端空白处加上了这样的几句话：“当时真不知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兴趣歌颂了一位远古的英雄，对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你了解得多吗？立场、感情不对了。”后来又不断批判自己：“有一个时期单纯想学点知识，看书不加选择。”
往事不堪回首！在这段经历中，最可怕的不仅是批判造成的精神压力，还有灵魂被扭曲，从而使人丧失了判断事物的基本能力。我的这段经历，在现在看来是离奇的，但是在那时恐怕只不过是小事一桩。因读书而引发灾祸的事情比比皆是，值得庆幸的是，今后不再会有这种荒谬的事情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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