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好的历史著作往往是非历史出身的人写的。这样的话当然精辟，且坊间似乎确然涌现了不少这样被看好的品种。不过，如果按照老话里说的那样，连英雄都可以不问出处，则未必足够英雄的历史著作的著作者们，就更其遑论什么出身了。
然而，出身又似乎是一个不能轻易忽视的元素。所谓历史与非历史出身之间
不过，关于历史著作，不同的出身，也许真的导致不同的阅读效果。非历史的出身，除了短缺基本素质养成的训练，也还有未经训练的磨砺而天然禀赋的另样的意外的眼光。这样的眼光也许未必适宜学科论文的课题选择，却未必不适宜将历史作为一种著作方式时阐释以及阅读的弹着点。
无可否认，今天的学界人士，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喜欢将自己的术业搁置在寻常人看不大明白的神龛里自得其乐。仿佛学问就是让别人看不懂。大约这样的学术建筑学，原理正在于，别人不懂了，还不就剩下咱家自己懂了；而且咱家不懂时，别人也轻易觉察不出来。
如此看来，所谓非专业出身的人士玩票客串，触及一下专业的堂奥，便很有些虎穴之中探取虎子的味道了。
有趣的是，偏偏那些非专业出身的人士，写出来的著作――起码在历史著作方面，似乎确然是受到了追捧。譬如前面说到的另样的意外的眼光，那眼光果然不同，而所谓的历史著作乃至所有一般意义上的著作，原本写来就是让大家看的，而非出身的大家，当然远比出身的大家更加广泛。
诚然，历史以及其他专业科目著作的写本，的确有个如何把握以及面向是谁的问题。历史作为一个学术的科目，当然需要技术性强悍的高深讨论，但这技术性讨论的根本目的，还应当是让该科目更加具有历史的意义。而历史的本来，原是一个并不拒人千里的文本，历史学的深入，不该只是执著于让寻常人对历史瞧看不懂。历史的文本，不应该拒绝愉悦广泛的寻常人；历史的文本，除了一板面孔的论文语态，也该允许有慢声细语的赏味；历史的文本，除了故纸堆里的专业研究，也该有大众话语下的通俗传播。即便阿诺德・汤因比的雄浑著作，其实并不乏吸引非历史人士的趣味看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也随处可见娓娓动人而且足以勾动寻常人的活泼描述。这该是历史原本就拥有的动人之处吧。
汤因比就说过：“如果在考察了历史的进程以后，没有追问，历史是什么，为什么要写历史，那么我的这项历史研究就是不完全的。我认为，就历史这个词的客观含义而言，历史不是一连串的事实，历史著述也不是对这些事实的叙述。历史学家与其他的人类世界观察者一样，必须做到让人能够理解事实。”所谓必须做到让人能够理解事实，起码应该是让人――当然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非仅仅局限在某个圈子里的某些人――看得懂。
也许正因为非专业出身的人，反而有跳出来的洒度，毕竟，对历史感兴趣的人，远多于经受过历史训练的人，大家有的是对历史之有趣的有趣诉求，学术与否，因为不干有趣，所以偏可以搁置不论，这大概就是许多非历史出身人写的历史著作遭遇叫好的缘故所在了。或许，趣味在这样的著作中，比之学术性的多寡更有意思。还是那位汤因比老汉曾经说，促使他研究历史的动力，是贯穿他一生的好奇心。没有好奇心的刺激，就不可能有任何智力活动。如果从某种严格的意义上讲，也许对历史的兴趣还可以被排除在智力活动之外（其实未必呢）的话，但趣味――或者具体落实到对历史之有趣的诉求，则必定无疑是好奇心刺激驱使下的欲望了。
当然，前面所说的那些著作的叫好与否，和该著作是否真的好，也就是某人说的，好的历史著作往往是非历史出身的人写的，还不可以一概而论。因为，毕竟，历史出身的人的确写出过许多真的好的历史著作。不过，面向不同的阅读人群，不同的写本，的确不可以用单调划一的标准予以衡量，为了有趣而满足了有趣，求仁得仁，起码不是不好。
由此，还有另外的收获。也就是，历史出身的衮衮诸君，未尝不可以放下谋生的包袱，以不同于非专业出身的纯粹训练素养，使用非论文的大众能详的语态，大概很可以写出来不输于那些没有本门出身阅历的外人甚嚣尘上满身风光的著作吧？神仙纵有不羁道行，天天窝憋在龛子里总不是个长久的事儿，也该伸伸腰肢头角，解解乏透透气，从而引发更加深沉的景仰也未可知呢。
最后，关于非历史的出身，还可以有一些补充。亨利・施里曼（公元1822―1890年）8岁的时候，看到父亲给的书上有一幅插图，那图描绘的是埃涅阿斯背负他的父亲安喀塞斯逃出大火熊熊的伊林城，从此认为伊林城一定是真的，将来一定把它挖掘出来。亨利的父亲是个酒鬼，因此他的儿子身无分文，他必须从15岁到42岁去挣一笔大钱，然后从47岁到69岁，他挖掘了特洛伊和其他若干遗址――但他是一个并非经过历史训练的人，他的历史素养依靠的是自学。
另外一个叫作乔治・格罗特（公元1794―1871年）的人，则是一个富有而自私的银行家的儿子，从16岁起他就在父亲的商业机构里工作，父亲不让他得到任何闲暇和多余的金钱，为的是自己能够尽情享乐。直到父亲去世之后，他才在妻子的逼迫下，从1843年快50岁时起，才集中精力去完成似乎早在1822年就开始酝酿的皇皇20卷巨著《希腊史》。不必说，他也并没有享受过历史方面的专业训练，尽管他的家庭十分富有，但在历史的研究上，却未必比酒鬼的儿子亨利更有什么条件上的优越。
其实，许多写了伟大历史著作的人，都未必经受过现代概念上的专业训练，而今天作为所谓专业训练的教育，又究竟能否哺育和养成对历史的好奇心――也即阿诺德・汤因比所谓撰写历史的冲动，似乎是大可商榷的问题。自然，这不仅是历史教育的问题，应当属于另外一篇文章的讨论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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