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在戈登广场46号白天休息的床上口述信件（1940年）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883年出生于剑桥，1897年考入伊顿公学，1902年因数学和古典文学成绩优秀被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录取。公学导师对他的评语是“在学习中绝无追名逐利的想法或单纯为分数的动机”。
在剑桥期间主修道德哲学与经济学，1906年毕业后成为公务员，在白厅印度事务部工作，1908年回剑桥，在经济系任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到财政部任职，1919年以该部经济顾问身份参加凡尔赛和会，因不满战胜国的虚伪与贪婪，辞职回剑桥教书。同年年底《和平的经济后果》出版，大获成功。凯恩斯热爱文学艺术，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的主要成员。他对英国公共文化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凯恩斯不迷信市场自动调节功能。他认为萧条的起因是通货收缩造成民众购买力下降，应该利用公共投资刺激生产。他的经济理论对罗斯福的“新政”有较大影响。
凯恩斯的著作还有《印度的货币与财政》（1913）、《概率论》（1921）、《货币论》（1930）、《预言与劝说》（1931）和《传记文集》（1933）等。1946年4月21日，凯恩斯在他祖先的领地提尔顿逝世。
两部经典传记
一位主张对传统的资本主义实行管理和改造的自由派贤士逝世了，追思仪式上唱诗班天使般的歌声在教堂扇形拱顶回绕，死者的老友为他朗诵班扬《天路历程》中一段文字：“虽历千辛万苦，我犹义无反顾……”这时一位坚持经济上自由放任的保守党代表突然站出来说，出于对死者的无比敬重和热爱，他要来致盖棺认定的悼词。死者的同道面面相觑，为了避免在如此庄重的场合出现不快，决定不予阻止。那位善于辞令的保守主义者登上讲坛，他居然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
这是就读了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凯恩斯传》（三联，2006年，相蓝欣、储英译）后生出来的一点感想。“自由派贤士”指的是凯恩斯，总结他一生功过的“保守党代表”就是本书作者。现在谈论凯恩斯的生平事迹，已无法绕过这部重要的传记。
斯基德尔斯基积30年功力完成的三卷本《凯恩斯传》（分别出版于1983年、1992年、2000年）在英语国家享有盛名，但是这套传记篇幅太长，几乎使读者望而生畏，于是作者对它压缩删减，并部分重写，在2004年又出了单卷本，文字约为原著的五分之三。现在我们读的就是这单卷本的译文。没有人名的中英文对照表，没有页注或尾注，没有予人方便的索引，中译本还是超过了九百页。
凯恩斯的新传毕竟还是使用了不少以往不为人知的史料，这点殷勤不能不提。斯基德尔斯基披露了凯恩斯婚前大量同性恋的细节，也许现今的传记作家都不得不像历史女神克利俄的女仆那样“窥探衣橱和床底，偷阅情书，或是检查日记”（昆汀・贝尔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好几位成员都是大声反战的和平主义者，凯恩斯的态度好像不是十分明朗。1916年1月27日，英国实行义务征兵制，但政府规定四类人士可以免服兵役，其中包括“由于宗教或道德的原因拒服兵役者”。斯基德尔斯基发现凯恩斯当年致伦敦一地方法院的信稿，信上申明，他因道德的原因反对那场战争。原来是这封信使他获得免赴战场的资格。奇怪的是凯恩斯后来并未在政府部门受到任何歧视。在剑桥国王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凯恩斯私人文件里还有一篇从未发表、长达百页的文章，是凯恩斯1904年参加剑桥大学作文竞赛的作品，题为《爱德蒙・伯克的政治原则》。斯基德尔斯基对文中拒绝任何激进行为的立场深表赞赏。时年21岁的凯恩斯指出，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伯克不愿为了将来所能获得的某些令人怀疑的回报就牺牲现时的利益。如果凯恩斯认同伯克的审慎，那他所表述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态度，而不一定是保守党特有的立场。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斯基德尔斯基所属的保守党不是鼓励盖达尔们牺牲现时利益来撞“市场”的大运吗？
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名人传记丛书”收有罗・福・哈罗德的《凯恩斯传》（1993年中译），作者是驰誉西方经济学界的学者，多年与传主共事，在精神气质和道德关怀方面，两人多相似之处。原著出版于1951年（即凯恩斯辞世5年后），至今已半个世纪。随着很多史料的发现和一些禁忌的消失，一部新的凯恩斯传记确有必要。斯基德尔斯基撰写他的巨著是想将哈罗德的传记取而代之，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对凯恩斯丰富的同性恋经历不抱浓烈的兴趣，那么要说后者过时还不大合适。比较新旧两本传记，我们会读出很有意义的差异。
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
据哈罗德《凯恩斯传》记载，凯恩斯有坚定的个人主义信仰，又强烈反对所谓的自由竞争。这表明他在两种较极端的意识形态之间追随一条中庸之道。20世纪初的英国，保守党和工党代表两个对立的阵营，那么代表中间道路的自由党就成了他必然的归宿。然而他所理解的自由党是主张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有所作为的。凯恩斯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同学兼好友约翰・谢泼德曾回顾凯恩斯在学生时代给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定义：设有一村庄，村民生活艰难；典型的保守分子见了这村庄后表示，“其境况十分令人痛苦，然而不幸的是对此无能为力”；自由派则说，“对此一定要采取某种措施”。这就是凯恩斯之所以成为自由派的原因。哈罗德写道：“其所持信条之深入浅出的这一说法给谢泼德留下了印象。”（第218页）用这两种态度来概括当时两党立场不一定全面客观，所用事例显然对保守党不利。不过也清楚表明，凯恩斯年轻时就不信奉所谓“自由秩序”和“市场自动调节”的神圣性，为消除社会罪恶，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
谢泼德的回忆并不见于斯基德尔斯基的单卷本《凯恩斯传》。作为保守党人和撒切尔夫人经济政策的辩护士，他并不想自己所属的党派给读者留下道德上冷漠的印象。这部新传面临的最大挑战，除了发掘大量私生活细节，是如何用20世纪中叶后复活的所谓古典经济学（其代表人物为哈耶克、弗里德曼、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语言对传主有时显得中间偏左的立场作出温和恰当的批评回应，并使他靠拢甚至加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保守党的营垒。作者在1999年3月26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发表长文，评述凯恩斯与萧伯纳的所谓“思想冲突”。文中凯恩斯完全是作为信奉费边社会主义的萧伯纳的对立面出现的，而实际上凯恩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多次对来自政坛左翼的声音表示支持和理解，工党的精神之母比阿特丽丝・韦布甚至想请他出任工党领袖。就此我还为当年的《中华读书报》写了反驳文章（该文以“拒绝‘经济人’的僭越”为题收入《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一书）。作者的苦心和贡献，保守党是理解的，并且给予极为慷慨的回报。1991年，亦即三卷本《凯恩斯传》的第二卷出版前不久，在保守党政府的提议下，斯基德尔斯基被女皇封为提尔顿的斯基德尔斯基男爵（称号不可继承），当时这位沃里克大学的教授才52岁。提尔顿地处东塞萨克斯，是凯恩斯家族祖先的领地。凯恩斯本人因对国家的出色服务在1942年被封为提尔顿的凯恩斯男爵，现在这一称号居然为他的传记作者所有，也称得上是奇事了。按照英国惯例，终身贵族自动转为上院（即贵族院）议员。凯恩斯当年特意交待，他要坐在上院中间派的席位上以示自由党人的身份。斯基德尔斯基勋爵则是毫无愧色地坐在保守党人的席位上，他在1992年添了一位芳邻：因种种不得人心的政策为保守党所抛弃的撒切尔夫人。是年“铁娘子”被封为男爵夫人。他们都会向凯恩斯的阴魂发出邀请：“为什么不往右边挪一挪？坐过来吧。”
《比弗里奇报告》和仁厚之心
斯基德尔斯基以细微复杂的叙述部分实现了凯恩斯的“右挪”。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他如何描写凯恩斯对《比弗里奇报告》的态度。二战爆发不久，英国政府就开始思考战争结束后的社会和谐问题。1941年，战后重建委员会聘请经济学家比弗里奇出任新成立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主席，负责构思战后英国社会保障计划。第二年12月1日，比弗里奇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提交的长达二百多页的方案正式发表（短期内发行量达65万册），这就是英国（乃至西方）20世纪社会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文件、战后福利国家的蓝图《比弗里奇报告》（中英文对照版已于2004年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当时的保守党政府大致接受了报告的基本理念、原则和具体的建议，并于1944年发布社会保险白皮书，议院也通过《国民保险法》和《国家健康服务法》等一系列法律。二战结束三年后，英国工党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建成福利国家。欧洲各国也纷纷效仿，有的国家比英国走得更远。
福利国家的出发点和凯恩斯年轻时就说的一定要为饱受贫困之苦的村民“采取某种措施”的基本精神是合拍的。福利国家的出现促进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其积极作用是无法否认的，但是也因政府职能过多过大、不利于个人创业精神等原因受到批评和攻击。撒切尔夫人试图大规模改革福利政策，但未能撼动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制度框架。1990年撒切尔夫人决定征收不问贫富的“人头税”，受到广泛抵制，她的威望大大受损。斯基德尔斯基是福利政策有名的反对者，他曾在1996年第1期《前景》杂志发表《没有国家的福利》一文，称福利是“俾斯麦式的”观念（德国在1871年首先实行部分福利政策），利用一般英国人的仇德情绪否定英国的福利政策。他主张政府（thestate）退出福利计划，用意十分明显：国家一旦不承担责任，就不必向富人征收高税了。第二年他的《超越福利国家》一书问世。这样的背景有利于我们对《凯恩斯传》中某些巧妙的措词作出正确的判断。
斯基德尔斯基并不掩饰自己对比弗里奇有失风度的厌恶：“威廉・比弗里奇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大众心目的英雄人物[有哗众取宠之嫌]，是一个古板且异常踌躇满志的社会科学学者[对英语读者而言这是一个难听的名字]。他总是唱独角戏，但追求重大的责任[专断而好权]，并认为自己的才能被政治家们所低估[自以为怀才不遇，好发牢骚]。”（第764页）1942年春，比弗里奇将草拟的报告请凯恩斯过目。凯恩斯当时在财政部任职，读了报告后心情振奋，称之为“一个建设性的宏伟改革计划，非常重要，而且，我如释重负地发现，它在金融安排上是有可能的”。斯基德尔斯基特别强调的是凯恩斯的朋友中有人担心，政府干预下的财富再分配将降低经济效益，社会（而非个人）来办福利将“通向民族道德伦理毁灭”。他写道：“凯恩斯对该报告的反应大多是技术层面上的，……事实似乎是，凯恩斯对社会政策一贯不感兴趣，思绪从来不放在这上面，他唯一感兴趣的是，财政部能否‘负担’得起这个计划。”（第765页至766页）
事实似乎不是这样。凯恩斯从来都不是纯技术官僚，他在阅读这份报告的时候不可能忽略有关社会公正的伦理含义。而且经济（金融）政策的经济后果对社会中某些阶层造成强烈冲击，在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之间很难划出明确的界限。凯恩斯考虑经济政策时会考虑谁将是政策的牺牲者，将遗留怎样的社会问题，因此经济政策不能单纯在技术层面讨论。1925年，时任财政大臣的丘吉尔恢复金本位，凯恩斯予以猛烈抨击。他在《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1925年）一文指出，这一金融政策会引发通货紧缩和信用限制的现象，导致大规模失业，直至工人迫于情势接受工资大幅度降低。凯恩斯预见到煤矿工人将大受其害。他说，“位于社会经济机器顶部的人”往往对“社会细节”（委婉语，实指最下层百姓的苦难）漠不关心；“比较强有力的集团会以牺牲弱者为代价而获取利益，因此将遗留许多不公平的问题……受到打击最大的是那些比较脆弱的行业”。他补充道：“有些人也许对事态的这种发展趋向处之泰然，而我却不会这样。”（《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1997年，第245页至246页）丘吉尔和斯基德尔斯基也许都属“有些人”的行列，如果把凯恩斯往那伙人推，对他就太不公正了，而且不敬。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里讨论失业问题时，凯恩斯使用的是类似的语言。
对市场上的弱者或弱势群体的同情，对战场上失败者的基本生存权的尊重，两者实际上出于同一种仁厚的情怀。凡尔赛和会上混淆美丑的“浓雾和肮脏的空气”（引自莎士比亚《麦克白》）使凯恩斯无法忍受，他谴责“强者的报复心态”（引自哈代《列王》）；战胜国政府和人民只顾自己的物质利益，对德国人民遭受的巨大不幸不闻不问，然而他希望以一己之力说出真理，揭穿假象，驱散仇恨，于是发出急切而沉痛的感叹：“很多人有权力，有金钱，也想行事公正，/但他们生活在受苦受难的同胞中间，/毫无感觉：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引自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上面三种诗作引文分别出现在《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年版第47页，第4页，第278页）他后来在回忆文章《梅尔基奥尔博士：一位被击败的敌人》里再现了巴黎和会上一个生动的场景。法国财政部长克洛茨不许德国动用黄金储备购买急需的粮食，他想先得到战争赔款，一步不让。这不由激怒了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
我从未见过如此凶狠的攻击，凭着它，那可怜的克洛茨被击溃了。你们见过克洛茨吗？――一个矮个子的、圆胖的、长着浓密小胡子的犹太人，修饰得很好，眼睛骨碌碌乱转，肩膀有点塌。劳埃德・乔治一向厌恶他，轻视他，简直想杀了他。[德国]妇女和儿童在贫困中度日，他喊道，而这儿的克洛茨先生却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地谈他的“黄金”。他的身体前倾，作出手势，向人们摆出一位丑恶的犹太人紧紧握住钱袋的模样。他双眼闪着怒光，这些话带着一种如此强烈的蔑视迸发出来，以至他似乎在啐他。每个人都带着刹那的轻视和憎恨看着克洛茨；这可怜鬼蜷在他的座位上，显然畏缩了。（《传记文集》，中译本书名是俗气的《精英的聚会》，江苏人民，1997年，第467页至468页）
看样子凯恩斯还在通过这些文字发泄他自己的愤怒。现在具有“政治立场正确”意识的读者更会关注这段叙述中“反犹”的倾向。
凯恩斯与哈耶克
作者如何处理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关系，这是我们在读凯恩斯新传时会特别留意的。凯恩斯在1931年11月评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时将它称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杂烩，……表明一位毫无自悔心情的逻辑学者从一个谬误开始，如何能在最后步入疯人院的”。斯基德尔斯基用貌似公允的语言比较两位巨人的短长。他说凯恩斯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以1924年11月在牛津的一次演讲为主要内容，1926年由伍尔夫夫妇的霍加斯书局出版）是“有缺陷的著作”（其实只是一本小册子），他未能“写一部足以与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相对抗的政治、社会哲学杰作”。在综合评价凯恩斯经济理论时，他指责凯恩斯忽略了古典经济学里“一个更为强有力的原则：即经济行为者都是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者”。（第899页）比较两人的不同治学方法时他总结道：“哈耶克的前提不可能引出反常的结果，而凯恩斯的出发点是反常结果，并试图创造出与这些结果相匹配的前提。”（第541页）问题出在哈耶克的前提与“更为强有力的原则”（即人的“经济人”本性）是互相关联的，这恰恰是凯恩斯所批评的牛津经济学家埃奇沃思一整套经济理论的致命弱点：功利主义者埃奇沃思所认定的经济学首要原理就是每一个行动只受理性的私利驱使。阿玛蒂亚・森在分析这“首要原理”后指出，只有“理性的傻瓜”才会以它为绝对行为准则。
其实凯恩斯早在学生时代就不信奉“经济人”的行为模式。这本新传告诉我们，凯恩斯服膺公共服务的精神，他曾在剑桥辩论会的演讲中说，大败拿破仑的海军上将纳尔逊首先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公仆，“他的工作效率之高不是由于物质利益的驱使，而是他为国家服务感到高兴，所以才会尽力而为”。（第178页）这种奉公的精神也在凯恩斯本人的经历中得到充分体现。两次世界大战后他都代表英国与美国商讨借款问题，他目睹了大英帝国的衰败，但对英国的利益始终忠心耿耿。
也许是出于宽宏的襟怀，凯恩斯对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评价甚高，并说读后深深为之感动。凯恩斯相信，当时的社会需要更多的计划，他希望在无序和中央集权之间寻求一条调和折衷之路。而哈耶克断言，政府一旦干涉经济，就没有止境。在致哈耶克信（1944年6月28日）上凯恩斯坦诚地写道：“你承认在两者之间划分界线是个问题，……但你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在何处划分界线的说法。……我猜想你大大地低估了中间道路的现实性。但是，只要你承认极端的做法行不通，你的论证已不攻自破，因为你告诉我们，只要向计划经济方面迈出一英寸，就会走上通向深渊之路。”凯恩斯也认识到计划的危险性，但是他对英国社会充满自信：“在思考和感觉都正确的社会里，危险的行动也可以是安全的，但如果由那些思考和感觉都错误的社会来执行这些政策，就会走向地狱。”（第777页）这句话里蕴含了多少实践的智慧。
“不仅仅是经济学家”
在这封著名的长信中有一句话斯基德尔斯基没有引用。凯恩斯担心哈耶克的哲学在美国以极端形式出现，他接着呼吁，“我们所需要的是恢复正确的伦理思维――恢复我们的社会哲学中独特的道德价值。”（哈罗德，第467页）“正确的伦理思维”和“独特的道德价值”究竟指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我以为他所指的或许是：保证社会上少数强者的自由、使他们的利益不受大多数人威胁还远远不够，体现在伊丽莎白一世时的《济贪法》里的基督教仁爱之心（“对邻人之爱”）更加重要。凯恩斯在1942年曾邀请约克大主教威廉・坦普尔（同年成为英国国教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到剑桥演讲，为他讨论经济问题的新作《基督教义与社会秩序》宣传造势。坦普尔毕业于牛津贝利奥尔学院（该院师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同情民间疾苦的美誉），任工人教育协会（WEA）主席多年，是极有影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凯恩斯并不认为宗教界人士撰写经济著作是越界之举，理由是大部分早期经济学家都是教会人士，“至少在身世渊源上是这样，经济学……乃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凯恩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青史留名，但用他夫人、俄罗斯芭蕾舞演员莉迪娅的话来说，他又“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确实，他推动公共文化事业，创办剑桥艺术剧院，这些贡献超出了经济学家的专业范围。同时这句话又暗含另一层意思：经济学家首先是人，应该抱有人文的关怀。凯恩斯从大学毕业时想写的第一本书是伦理学著作，这当然得归因于剑桥伦理学家摩尔的影响。同时，重视目的甚于手段也可以说是剑桥经济学系的传统。该系首任教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有一句名言：“经济学家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必须关心人的最终目标。”（这也是哈佛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的扉页选用的语录）在这种道德氛围中成长，自然不会把研究手段的学科看得高于一切。在凯恩斯心目中，艺术家的地位高于科学家，因为后者研究的仍然超不出手段的范畴。他在《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一文告诫道，不要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完全遗忘“宗教和传统美德中最为确凿可靠的那些原则――贪婪是一种恶癖，高利盘剥是一种罪行，爱好金钱是令人憎恶的”。虽然现在确立那些原则为时尚早，但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终极目标作些适当的准备”。下面是文章收尾的一段：
但首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过高估计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不能为了它假想的必要性而在其他具有更重大、更持久意义的事情上作牺牲。经济问题应该成为由专家来处理的事务――就像牙病应由牙医来处理一样。如果经济学家们能够作出努力，使得社会把他们看成是平凡而又胜任其职的人，就像牙医的地位一样，那就再好不过了！（《预言与劝说》，第363页）
那么从长远来说，比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凯恩斯的回答是如何生活的问题、人类关系问题和关于创造、行为与宗教的问题。1945年，凯恩斯从已担任33年的《经济学杂志》主编一职卸任，顾问委员会为他举行宴会，他在致谢时有意字斟句酌地来了个修辞上的反高潮。他要为皇家经济学会和经济学家干杯，并说在座诸位都是受托人（trusteesof……），此时他略作停顿，大家以为他要说的是文明的受托人，不料他竟故意让众人失望：“诸位并非……受托人。”原来他要说的是：“为经济学家、为并非创造文明之受托人，而是创作文明之可能性的受托人诸位，干杯。”这个故事是哈罗德在他的传记里讲述的。（见第220页至221页）哈罗德深感这表述是对经济学家“最公平的评价”，经得起再三推敲。真正受托创造文明的，是凯恩斯的艺术家、作家朋友们，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的弗吉尼亚・伍尔夫、邓肯・格兰特和利顿・斯特里奇，应该还包括于1915年3月访问剑桥后对罗素和凯恩斯等人提出严厉批评的小说家戴・赫・劳伦斯。哈罗德接下去说，“经济学家发挥着次等的但是不可缺少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们要为直接创造文明的人提供有利于创造的环境和条件。
这件趣事不见斯基德尔斯基在传记中提及。对二三十年代“创造文明之受托人”他抱有强烈的敌意。他否认是凯恩斯将英国一战后舆论引到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方向（尽管这是凯恩斯本人在《和平的经济后果》结尾处明确表示的愿望），但是要让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为30年代的所谓“绥靖主义”心态负责，“这些文学家们在大量作品中表露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屠杀的强烈反感”。（第294页）如此轻率、粗鲁的指控已经不值得反驳，可悲的事实是指控者竟在为凯恩斯作传，而凯恩斯如此热爱当时的文学。
今年是凯恩斯逝世60周年，当我们纪念这位20世纪的伟大人物时我们感谢他的贡献：他改变了西方世界对政府功能的认识。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华盛顿共识”和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上个月刚去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学说提出了值得尊敬的挑战，但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政府对广义上经济行为的干预未见减少。加强全球环保合作、防范金融风险、消除贫困、保护工人权益、建立社保体系、增加公共医疗和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赞助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所有这一切领域都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回顾凯恩斯的公共生活，有一点感触，不吐不快。凯恩斯在求学伊顿、剑桥期间都是校学生会的骨干人物。学生会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就公共议题组织辩论。凯恩斯积极参加辩论，不仅培养了辩才，也养成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自然贵族”（伯克语）的习惯。他多次担任公职或出任政府代表，同事和上司中不乏政坛知名人物。在凯恩斯与他们结交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丝毫看不出一点“官场”习气。他和内阁成员乃至首相讨论问题时也直言无忌，不会观颜察色，揣摩意图，曲意迎合。这种真率坦荡的工作作风来自一种无需表白的公共责任感，它能被普遍接受，何尝不是一国实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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