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是钱锺书先生的忌日，近日的怀念文章又多见诸报端。本人也是一个锺书君的崇拜者，但就实而言，不过仅能稍读《谈艺》、《管锥》诸书而已，未能略窥“钱学”之涯，对他的轶事趣闻，更是所知不多。近来
翻览既多，闵予小子，亦不禁颇生感叹，原来“钱学”已经由学术研究而渐趋品评赏会之事，一代学人，竟成清谈之助，以至以追索轶闻为务，甚至借索隐钱氏品藻之名，行附骥自重之实。
品评人物之风，大约兴盛于汉末以降，并成为魏晋风流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为后世士子所津津乐道，步踵接武。实际上，臧否人物已成为古代士人精神传统的一部分，只要是出于公心、品鉴得当，即使是戏谑嘲讽或者评陟峻厉乃至青白各向，不仅不为时人所诟责，相反还能成为士林雅事。因此，“持重老成”与“自然放任”各执一端，并行不悖，成为古代士人儒道互补的重要表现。
钱锺书先生以非量之才，颇好臧否人物，固然有其狂放不羁的个人性格因素，但也可以说是古代名士风度的一脉相传，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更重要的，钱氏品藻人物，并不出论文衡艺、就事论事之际，因此尽管不以父子君臣而加恩推爱，亦不以年辈名位而迂回袒护（此用钱锺书致卢弼信语），且“似欠含蕴”、“锋芒足畏”，然而师长友朋知其所由，均不甚为怪。比如其父钱基博、好友冒孝鲁读《围城》，皆不过一笑了之。最典型的例子是卢弼友人金浚宣氏，尽管他十分不满钱氏所作卢弼诗序诋讥先辈，但爱其“腹笥宏富、左右逢源”“文笔淹贯、称许允当”，而直称其文可增“艺林一段佳话”。
知人论世，重在“理解之同情”，否则就不免流于虚妄。不幸的是，如今之“钱迷”对此既不甚了了，又不能“修辞立诚”，反而强作解人，甚至断章取义。就个人寓目所及，此类情况屡见不鲜，试举典型者三例，以概其他。
一曰凭空想像，以小说家言发为私史。如李洪岩著《钱锺书与近代学人》论叶（公超）、钱（钟书）之事，即属此例。钱锺书是否说过“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句话，其实已无庸再论。但即使此话确出钱锺书之口，而叶公超又得闻之且有不快，也只不过说明钱的狂生气息而已，如何能引出叶公超对钱的赏识，是因为“那时钱锺书在学术水平与学术地位上尚未构成对他的威胁，他没有理由不去抢占那块‘提携后学’的好牌子”的结论？此非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者而何？至于说《围城》中的曹元朗乃影射叶公超，更是典型的“索隐”。书中又说叶公超妒忌钱锺书，理由是“《吴宓日记》证实了此事”，实际上“妒忌”之说原出胡志德《钱锺书传》，请问《吴宓日记》何处“证实”？此为杜撰史料，又不仅仅是道听途说而已。李著类于小说，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论冒孝鲁，竟全用《围城》描绘董斜川之语，如：
孝鲁才气甚好，不愧家学渊源，跟着老子作旧诗，一开笔就作的是同光体……
……两人很快谈到一处。语及苏东坡，冒孝鲁说：“他差一点。”钱锺书想苏东坡还不入他法眼，这人作的诗不知怎样好法。于是，两人对坐在甲板上，各吐胸中所藏，“相与为大言，海若惊汪洋。”棋逢对手，两个年轻气傲的人反而相互钦佩起来，越谈越投机，宛若琴瑟，默契投缘。（《钱锺书与当代学人》，页97-99）
董斜川的原型固为冒孝鲁，但毕竟是原型而已，岂可等量齐观！
二曰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故作笺释，代人言事。刘永翔氏《钱通》一文中述钱评程（千帆）、沈（祖?）一则，可称其中之尤。刘氏此文（载其著《蓬山舟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自谓“裒集先生咳唾之得于亲炙者，益以平日闻于师友之言”。刘氏亲炙钱氏，不过一面，书信不过二三通。故文中内容当多出于后者，然均不注出处，其真假虚实，令人无从寻索。这也是“钱迷”们共同的毛病，且不去说它。道听途说，原非大过，然而代人言事，就涉及到一些原则问题了。其述钱锺书之语有曰：“程千帆之诗‘野野狐’”，姑不论其真伪如何，即真有其事，亦乃钱氏率性谐趣之谈。以钱氏取法之高、入眼之苛，而作此品评，即闲堂老人当面受之，想亦不以为怒而反以为喜，至多付之莞尔、心有未服而已。“野野狐”，吴方言中常用之语，其义本在，识者自解，而其中情境，亦各取所会。但刘氏不肯打住，偏要作一番郑笺：“吴语‘胡乱而作，勉强成篇’之意，较北人语‘凑合’更带贬义”，此乃典型的代人而言。如此作笺，非刘注钱，而真真是钱注刘了。默存先生地下有知，当不知作如何想。
此则下文紧接着述钱评沈祖?语：
其妻沈祖?之词稍胜，然闻其佳者多吴瞿安点窜之笔，未足窥其真面目也。
此大有问题，直疑述者以讹传讹，而非钱氏原话，理由有三：一是钱氏眼界极高，即使如吴梅等，亦未必能入其法眼，因此他不可能出此略带酸态之语；二是钱氏出语峻厉，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没有必要称沈词经人“点窜”而后“稍胜”；三是此语有一个重大的事实错误。子?先生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后方入金大研究班，尽管也上过吴梅的词曲课，但其词学乃受知于汪东而非吴梅，此世所共知，以钱先生之博闻强记，断不会如此张冠李戴。
三曰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割裂文字。此以范旭仑氏《容安馆品藻录・陈衍》（载《万象》杂志）一文为典型。如《谈艺录》只引了一次《元诗纪事》，且未提到作者姓名。范氏在略述此事后笔锋一转，突然引了《石语》中陈衍的自负之语“余作《元诗纪事》煞费经营，以材料少，搜集匪易”，笔法皮里阳秋，令人心惊肉跳。翻读范氏大文，览其命意修辞之法，真有如时光倒流之感，不惟刿目惊心，尤至悚然而欲避席矣。
至于颠倒逻辑，割裂文字，如范文中有曰：
第二百十六则论萨玉衡《白华楼诗钞》，开头说：“向在《陈左海文集》、《石遗室诗话》中知檀河名。《射鹰楼诗话》则反复赞叹之，今睹其集，勿逮所闻。”言外是说，《石遗室诗话》“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尚为婉言薄责。
这简直令人惊倒！钱氏明明只说在《陈左海文集》、《石遗室诗话》知道了萨玉衡其人，而《射鹰楼诗话》对萨玉衡则反复赞叹；后睹其作品，方知名不符实。钱氏哪里有什么言外之意？此又与《石遗室诗话》何干？陈衍《诗话》所及不下数百家集，难道提到了萨玉衡，就是“陈言加空话”？更令人不忍的是，“好多是陈言加空话”一句被加上引号，显谓钱氏之语。范文将作者不同地方、不同语境下互不相关的话牵扯到一处，误导读者以为钱氏此语就陈衍《诗话》而发。
陈衍认为散原诗“生涩处与薛士龙季宣乃绝相似”，并以为独得之秘。这一点钱锺书是不同意的，在《容安馆札记》中对此有表述。以此谓钱锺书微讽陈衍持论“无稽”，也勉强可以说得过去（实在而言，《容安馆札记》所谓“益信为无稽之谈”云云，主要还是就“耳食之徒”所发）。钱氏固尊敬石遗老人，论诗谈艺则不妨有异，此并无可厚非。但范氏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并率意引申，直至颠倒逻辑。比如钱氏因傅熊湘也持与陈衍相同观点，故特予拈出，谓为“谰语”，此本为一事（主要是谈散原诗的“生涩”实与薛士龙不同）；《谈艺录》422页称阮大铖《咏怀堂诗集》重印版题识者如陈三立、章炳麟、胡先?等“要未了然于诗史之源流正变，遂作海行言语”，此乃另一事（主要是谈傅青主、阮大铖本取径于竟陵）。范氏将二事并列一处，本已毫无逻辑可言；而紧接着又说“如今不妨把陈衍也加进他们的队”，此更是何家道理？“拉壮丁”也没有这样的拉法。范文又引申云：
陈三立能诗，章炳麟不能诗，胡先?“未必能诗”，好作“海行言语”的陈衍倘亦“未必能诗”乎？
此处行文直指钱锺书批评“陈衍好作海行言语”，等于把钱评甲，硬拉为钱评乙。假如钱先生地下有知，听到范氏索隐的结论竟然是说自己对石遗老人尚有“倘亦未必能诗”之疑，恐怕真是要拍案而起的。
陈衍有《萧闲堂诗》长篇排律，钱氏评曰：“支离竭蹶，属对不工，使事不贴，欲炫博而弥见陋”，这是私下对陈衍某一勉强之作的批评，颇为峻厉。文艺欣赏，标准本不相同，此亦无可厚非。但范氏的引申，则匪夷所思：先是以钱氏诋评诸家悼亡之诗而不及陈衍，竟云“陈衍诗恶，尚不堪博钱先生一笑耶”；此后因陈衍曾经批评黄节，又无端发论曰：
陈衍作的是五言排律，才情学问该不至于如黄节一般“薄”“陋”，尽管同为“臭沟开会――墨出”（《容安馆札记》第一百二十八则引谚）。
这已经到了令人愤懑的程度。最后一句自注中，一百二十八则的引谚，被用到七百二十五则之上。石遗老人的悼亡五言排律，是不是“臭沟开会”，范氏高人，自有权衡，外人亦无可奈何。但如我等非“钱迷”之辈，似也有责任奉劝一句：阁下的高见，请千万不要盗用钱锺书先生的名义。否则，天下人将不免有此疑问：如公等“钱迷”，究竟欲置钱先生于何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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