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天，王雪峰完成了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性教育思想与实践”为题的博士论文，作者对个别观点与引证材料进行了一些修正后，2006年10月出版了这本《教育转型之镜――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性教育思想与实践》。由于对原稿修改量不大，在形式上保留了中英文摘要，全书的论述结构也很像通常学位论文要求的模样，所
全书采取“总－分－总”的结构：第一篇“总体分析”的两章着重讨论性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侧重于“面”上的铺叙；第二篇“个案研究”的4章分别介绍了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和潘光旦、张竞生的性教育思想与实践，桑格夫人来华，以及中国的节制生育思潮，侧重于“点”上的深入分析；第三篇“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性教育的总体反思”的3章，着重从性教育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流话语的关系来进行“面”上的分析。
书的正标题“教育转型之镜”，表明作者试图以“性教育”为切入点，观察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由于作者接受的是“泛教育论”或“广义教育学”的观念，其所谓“性教育”，并不限于狭义的对青少年进行的以学校教育为主的制度化性教育，而是广泛包涵了在大众媒体、学术著作中出现的有关性观念的讨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实际上探讨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性话语。以性教育、性话语转型的复杂性而言，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不仅是转型的曲折过程，而且还有这个过程呈现出的一幅色彩斑斓的社会习俗、文化思潮变迁图景。
通过上述研究进路，作者得出的结论往往颇有深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发起“爱情定则讨论”、征集“性史”和开“美的书店”等闹得沸沸扬扬的张竞生，长期以来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至今可谓“盖棺而未论定”。从社会思潮的角度，作者充分肯定了张竞生在打破中国传统性禁忌，倡导“个性解放”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没有把张竞生“一棍子打死”；另一方面，作者不回避周建人、潘光旦等指出的张竞生著述中的科学知识错误，自己也去查找当代性科学著作，以核对张竞生所传播的性知识是否正确，所以他认定张竞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性学家，在著作中存在着主观想像的成分。但是，作者也指出，即便是在张竞生所传播的错误的性知识中，也往往有着可贵的思想闪光。张竞生认为男女性交过程中产生的“第三种水”具有使卵“快成熟、多成熟”的作用（在写这段话时，他拿不出什么学理上的依据，今天看来基本上也是一种缺乏科学根据的论断），对此，作者既肯定了其知识性的错误，同时又指出，张竞生对中西方妇女是否会“丢”“第三种水”的区别，尽管在知识上有不够严谨之处，但却指出了，中国夫妇在性生活中，一般丈夫没有考虑到妻子的性权利，不能使之达到充分的性兴奋，其表达出来的对女性性权利的重视具有进步意义。既不是“骂杀”，也不是“捧杀”，作者的思维方式充满了辨证的色彩。
对于潘光旦、周建人等批评张竞生，乃至厌恶张竞生，以及张竞生为什么在性教育实践上失败，作者给出了他的解释。他认为，张竞生的失败，并不仅仅由于《性史》中露骨的性描写，因为在同时代并不缺乏对性的露骨描写，如周作人发起征集的猥亵歌谣，以丁玲、郁达夫为代表的“私小说”，张资平的“肉欲”小说，以施蛰存、刘呐鸥、慕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笔下的性描写，也对知识界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一句话，张竞生不是第一个真正的惊世骇俗者。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张竞生的个人品行受人诟病――他制造了许多风流韵事，尤其在心上人褚女士离他而去时发表文章公开咒骂褚某，完全没有了讨论爱情定则时候的风度和境界。但这些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在于，张竞生实际上是哲学博士出身，在生理学方面并无坚实的根基，许多论断缺乏科学根据，他自己事后也承认只是“一种推论，一种假设”，在这个近代科学知识型取代前近代形而上学知识型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张竞生只能接受被批评的命运。注重从知识型的转换来分析张竞生的命运，比单纯强调张竞生的性伦理观如何“前卫”，不为时人所理解，无疑要更周全，也更深刻。居今之世，我们无法想像一种在社会上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会是经不起科学的推敲的。
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实的借鉴，作者并不掩饰自己的现实关怀，在不少地方点出了这一心绪。作者认为，当今性教育的问题关键在于，“全面的性教育”取代了“以人格为基础的性教育”成为时代的主潮，也就是说，出于预防性滥交、性病、艾滋病的功利性目的而进行的性教育，对完善人、陶冶人、提升人的一面重视不够，表现出了人文精神的缺失。性教育必须负担起提升人的生命层次的使命，“应当借鉴儒家教育思想，使学生通过克己、内省、慎独成就道德人格，树立道德自我，做良知的主宰，进而超越本能欲望。教育重在培养人的超越精神，使人从实然的人不断地走向应然的人，在这方面性教育责无旁贷”。
作者从生理、心理、文化等多层面来审视“性”，既还原了“性”的复杂性，又坚持了性教育所具有的提升人的生命层次的理想品格，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仅有理想的倡扬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在思想根源上进一步展开追问。在分析弗洛伊德心理学时，心理学家弗洛姆精辟地指出，“十九世纪中产阶级受积攒原则支配，二十世纪中产阶级则服从消费原则，主张立即消费，如果不是绝对必要，决不延缓满足任何需要的时间。这种态度不仅指商品消费，性需求的满足亦是如此。在一个为最大限度地直接满足一切需求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中，各方面的需求之间很少有什么区别。精神分析理论，与其说是这种发展的原因，不如说是在有关性需求的范围里，为这种倾向提供了一种便利的理论说明”。从弗洛姆的研究结论中，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1930年代以后西方走上了“性革命”的道路，为什么后来西方的性学研究把性释放、性高潮作为中心题材了。
另外，在社会制度安排上，工业化社会造成了教育期限拉长、婚期推迟，使传统社会在婚姻范围内满足性生活的做法变得步履维艰，如何在制度安排上做出符合人性的调整，我们还有许多问题可以探讨。1930年代中期，潘光旦先生写道：“近来在这方面发言的人，总是责成青年取得性知识，讲求性卫生，严守性道德，而于青年的婚姻问题，却恝置不问，甚至还竭力主张展缓婚姻，直可以说不谅极了。”性需求、婚期和人生事业的发展如何协调，不同的时代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令人感慨的是先贤那种顾及人性需求的胸怀。也许，在这种宽广的理论视角之下展开具体的讨论，王雪峰所期待的“以人格为基础的性教育”方有实现的可能。
《教育转型之镜――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性教育思想与实践》，王雪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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