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编年史》积累的学术成就让我钦佩。我盼望仔细阅读，解决某些问题，同时发现新的研究线索。
在国外的立场
我体会到文学史的重要性是从我读研究生开始。那时哈佛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硕士、博士生第一年有两学期中国古典文学的必修课：第一学期是宇文所安教授教的
这不过是笔者攻读中国文学过程中的一个笑话，但是我所受的教育，包括在美国与在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留学进修，在这方面的感受都是一致的：文学研究思潮往往有转变（因为是倏忽变化的现实跟古代对话，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任何文学研究都离不开对材料的详细掌握。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用处也许在国外比在国内更大。除了几个有名的图书馆外，国外一般学校图书馆的材料当然没有国内的全，很多学者在没有收藏中文图书的学校或其他单位工作，可能在国外比在国内更需要这种总结原材料的参考书。而且在美国教中国文学，课的范围要比在国内广。在很多学校东亚系是小系，有两三个教授负责教中国文学已经算不错，结果研究明清小说的我也要教《论语》，老庄，唐诗，甚至当代小说。要认真备好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课，这种从先秦到现代的研究著作非常可贵。
志怪小说（笔记小说）与编年史
谈编年史与明清文言小说之前，先要提出这一点：《中国文学编年史》因为对不同文体的全面关注而价值更大。有时研究诗歌的关心诗歌的发展，研究小说的注意小说的演变，虽然各种文体确有自己的系统，当时作家和读者却没把文学活动限于一类作品，不同文体之间互有影响，尤其是笔记小说跟其他文体关系复杂。明清两代文体，系统纷纭，材料丰富，本来研究小说和对明清其他文体兴趣很深的我盼望能通过《中国文学编年史》获得更全面的文学观。
谈到志怪小说，有人会以为神仙鬼怪就是超越人间，是虚构的幻想，不受时空的约束。但是我指导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学生读《搜神记》等的翻译本，往往强调，其故事并不是欧洲童话的模式，“Once upon a time in a kingdom far,far,away...”,在遥远而不确定的时代，地点模糊名字都不知的王国进行的，而是在中国国土（省，城，县，甚至街道名常常都指出）与中国历史上的某一时代（也有详细说年月的）。对这些学生而言，地名、朝代和年号也许没多大意义，但是让他们考虑为什么这类故事会写得“现实”而具体很重要，应该让他们体会志怪小说的某些特点。研究志怪小说同样不能不重视历史：在最早的传统中，怪事怪物是当或凶或吉的预兆看，就是对历史当时状况的反映。据《西游记》第十四回，连孙悟空闹天宫也是在王莽篡汉时。干宝为“鬼之董狐”，蒲松龄自称“异史氏”，并非虚言。
神仙鬼怪各自跟人间历史和时间有不同的关系。鬼（尤其是乱世的鬼）是历史遗物；神常常是历史人物被神化的结果，还能显灵于后来的历史时代。仙是超越时间的，但是只有通过跟历史上的凡人接触才能证明这一点。志怪小说集反映了恒久的母体（反复重演的故事）与具体的历史情况之间的对立与混合。清代志怪小说家观览前人的记载，乐于提出类似的故事，进行比较。了解历史次序才能认识母体的传播和演变。
说是历史，当然是正史以外的琐屑传说、逸事和异事，有不少无关大局。跟编年史的逻辑而科学的安排相对，笔记体的特点就是杂碎，要把严格和正式的文体遗漏的东西归纳起来。但是杂碎篇什也遗留有作家的个人、家族、地方记忆与历史，而代表生活中的时间和历史意识。每则笔记小说把三个不同历史时刻连贯：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讲故事的时刻以及故事写下来和出版的时刻。清代笔记小说的主人公和故事的讲述者常常是他书有记载的历史人物（比方说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例子很多）。把各则笔记小说和整个笔记小说集描述的“小历史”跟“大历史”联起来，《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提示是不可少的。
笔者过去和目前的研究注意大作家与小作家，所以对《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宽度很赞成。最关心的时代和作者如下：万历年间（钱希言、梅鼎祚）、康熙年间（蒲松龄、张潮）、乾隆嘉庆（纪昀等）以及光绪年间（俞樾、王韬、黄均宰、刘清韵、与晚清报刊上的志怪内容）。我目前比较大的一个项目是探讨笔记小说关于“乱世”的描写，把对太平天国的传说和个人记忆的描写跟对明末清初的（甚至前代的乱世）的描写进行比较。盼望《中国文学编年史》有助于我对两个材料繁复的文学时代（明末清初与晚清）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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