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田俊
文化遗产日■孙郁
一百年间,中国文
文化遗产的概念,五四时期便在知识阶层出现了。但那时候还只是象牙塔的存在，人们对古村落、造像、陵墓、旧城还没有保护的意识.上世纪20年代初,郑振铎著文谈西域的考古及大遗产保护,国内还没有什么人能够了解.直到50年代,文化部长茅盾还对郑振铎的文物保护观念多有隔膜,那时候人们认知的盲区之多是可想见的。2006年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的出现,一刷历史的空白点,人们忽地发现以往的时光流走了那么多的记忆。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原本鲜活的存在,现在不再仅仅被古董化了,它们与我们今天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博物馆的稀世国宝陈列,艺术研究院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展示,让人猛然间对逝去的时光有种敬意。年初公布的1080个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多少刺激了各地的遗产意识。我国的国宝数量曾经还不及印度和日本,关于博物馆和考古等还限于狭小的专业队伍。还有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如李鸿章、陈独秀、胡适等的故居未能进入国保的系列.不如人意的还有许多。不过随着遗产日的出现,各地争相申遗的热情在高涨,国家重点文物的申请单纷纷飞入国家文物局。各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也逐渐增多。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自觉地将口头传授的艺术整理出来,成果渐多。这是一个迟到了的文化仪式。近百年我们丢失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在隆重的仪式背后,我们看到了历史演进中的代价。
6月10日,当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各大媒体给予了很热烈的关注,省市间的各种活动之多,也是空前的。不过,在我看来,当遗产日仅仅被一些人理解为一种仪式的时候,其实和几代苦苦倡导文物保护的前辈的期望是遥远的。文化建设不是一个节日就可解决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民众已丧失了与古文明对话的技能。实用主义在支配着人们的意识。每每谈及文物,往往与旅游和收藏联系起来,缺少的是敬畏感,和研究锐气。旧的遗存如何保护,是一个大问题。一般国家的经验是,一靠民众,二要有文化机构的力量。对于前者,是社会环境和民族素质问题,一时不能改变,我们奈何不得.但对后者而言,眼光和胸怀是重要的。大量的资金和措施保障,以及行之有效的手段,都是急要解决的。而目前的问题是,文化遗产保护,不是文化机构就可完成的。每年都有一些令人心痛的事件出现。一些文物保护地段的毁坏,遗产地的消失,乃城市建设所为,文物工作者无力回天。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国,不能把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完好地呈现给世人,那人们也只能为公共空间的单调而扼腕。但愿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出现，给我国的文物保护和遗产研究带来进步的足音。相信随着观念的进化，我国的博物馆、民间艺术、考古事业及大遗址保护能有新的起色。
重启学部制度：着意培养学术大师■姜异新
2006年8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47名学术带头人和95名资深学者，从院长陈奎元手中接过了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证书，他们从此身膺社科院最高学术职务和终身荣誉，担负起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同时，该院宣布正式建立学部制度，取消原来六个学科片，将现有三十多个研究所和中心分类归属于文史哲学部、经济学部、法学社会学部、国际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院)等五个学部，在建立学术共同体方面展开了有益的尝试。
学部委员是我国学术界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内涵的称号。1955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委员制度，在首批233名学部委员中，由郭沫若、陈寅恪、吕叔湘等学术大家领衔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占总数的26%。1957年又增选了3名社科学部委员，共有64名社科界大师获此殊荣。至今健在的只有季羡林、骆耕漠、于光远3人。1977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国科学院中分离出去，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家由此无缘参与学部委员的增选。
有关中国社科院将建立新学部委员制度的报道从去年年底就频频见诸报端，这个曾一度被认为是向准院士过渡的重大举措，直到今年7月13日，才在该院院务会议上讨论，7月17日至30日进行公示，8月3日召开了第一次学部委员大会。此前，该项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审慎周密地进行着动员部署、匿名投票、征求意见、提出初选名单、召开大会推选。并且，这只是社科院内部各院所人才的遴选，与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完全不同。
但是，鉴于历史上学部委员的学术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中科院院士。社科院重启学部制一举，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甚至出现了一些类似于“社科界要不要设立院士制”、“社科院设院士条件是否成熟”、“学部委员遴选范围和程序是否合理”等等质疑的声音。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从事社科研究者共计有30余万人，他们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特色使社科界呈现出百舸争流的繁盛局面，而本属于全国社科界共同历史资源的“学部委员”称号，却只在中国社科院内部进行评选，这一做法并非合适。
对此，陈奎元院长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推举会议和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进行了回应。他强调，中国社科院设立学部委员，作为院内的最高学术职务和荣誉称号，是追随全党全国改革步伐提出的改革办法，不是接续上世纪50年代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它着眼于肯定社科院资深的或有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的成就和价值，树立一种表达他们学术地位和荣誉的象征，培育和鼓励社科界学者刻苦钻研、自强不息的精神，并逐渐形成风气。至于这项举措的前景究竟是光明还是黯淡，不决定于现有的各种议论，而决定于今后能否真正出成果和人才。将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同自然科学界的院士作比较，在个人理解和想象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判断，是徒劳无益地争论一些题外之意。该院副院长江蓝生在回答《文汇报》记者问时也强调，学部委员只是在中国社科院内部评选产生，不能代表全部优秀社科研究人才，但具有一定代表性。院里推选学部委员，有助于院内竞争激励机制的形成，但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问题则不是其权利所及。
此次中国社科院重启学部制度，不可能是对历史的完全复制，而是基于不同时代文化参数下的一次有效刷新，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整合优化研究力量与学术资源配置，形成战略性、综合性问题研究的组织调控机制。这一着意培养学术大师的举动，与其说只是对学部委员这一历史名称的沿用，不如说，是为了继承并发扬前辈大家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严谨诚实的治学态度、和奖掖后进甘为人梯的献身精神，这既体现了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也为年轻一代树立了专业努力的新标高，赋予了不断创新超越的新动力。
俄罗斯年■孙郁
2006年的对外文化活动里,"俄罗斯年"的启动,对仅热衷于欧美文化的中国青年人而言,是个新奇的事情.俄国话题的频繁出现，预示着对外交流的多向度的确立。学术界多年呼吁的多维文化摄取理念，现在被更多的人接受了。
俄国文化,在晚清之后曾深切地影响了中国知识界。民国其间，文坛译介的俄国作品数量一直占首位。直到50年代末，苏俄的文化在中国读者那里一直是核心的外国读物。70年代末，欧美文学艺术开始在中国流行，俄国的艺术已难以勾起人们的兴趣了。俄国给我们带来的复杂的记忆，既有领土和意识形态之争，又有愉快的合作。但隔膜毕竟不是两国人愿意看到的事情。2005年7月，两国终于决定，2006年首先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2007年在俄国举办“中国年”。随着“俄罗斯年”在中国的举办，俄国话题相继出现，有关文学、芭蕾舞、交响乐、宫廷文物展等，开始列入交流活动中。故宫的圣彼得堡器皿展，北京上海等地的21个演出活动，使国人重温邻国的历史，而一些文学佳作的译介，再次引起人们的注视。
当代青年疏离俄国文化的原因很复杂，可艺术界前辈对俄国却有亲昵的记忆。托尔斯泰等人以来的传统，似乎有着介乎欧洲与东方之间的气象。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迦尔洵的血色和混沌感的气脉，对国人的引力超过了欧美的许多作家。其实，近五年俄国文学在一些读者那里一直是处于热的状态。关于白银时代艺术的探讨，对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的研究，吸引了众多人们。俄罗斯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间的关系，在知识界是个长久的话题，相关的讨论甚至引起争鸣。俄国文学在中国作家那里构成了血肉的联系，但欧美艺术却一直不能彻底地融化在汉语写作的群落。连徐志摩这样的欧美文化的崇拜者在谈及自己喜欢的作家时，也不得不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成不可超越的大师。至于新中国后成长的作家艺术家对俄国艺术推崇，已是普遍的现象。王蒙等人对苏联解体后的感叹，其实夹带着一种眷恋。不愿意看到一种传统的失落。与之相反，年轻一代对俄罗斯艺术的看法较为理性，也许是参照增多，见识开阔，在与俄国艺术相遇时，态度相对平和。这几年，蓝英年等俄罗斯文化研究的专家的新思路，开始在年轻人那里流行。人们在和那些俄国经典对视时，往往比较东西方的不同，采撷闪光之点为我所用。美术界和音乐界，视野都比过去开阔了。俄罗斯只是人们视野里一个重要的参照，但不再是唯一的参照，或被遗漏的存在。我们的艺术家们，现在已变得不像前辈那样单向度了。
“俄罗斯年”其实也引发人们另一种思考，那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仅仅关注强势文化是不够的。世上许多奇特的文明，都有值得引借的价值。比如阿拉伯文明、东欧文明、南亚文明。这些都会渐渐进入人们的视界。世间许多文艺思潮的出现，及流派的产生，有时是在弱小国度的土壤里滋生的。非洲的原始艺术和北美的土著文化，都曾启迪过一些艺术大师。东方的木刻艺术点燃了欧洲印象派的火种。现在，我们对许多国度的文明知之甚少。印度的文学怎样，缅甸的文化如何，埃及的文人是何种现象，我们还找不到更多的资料。关于此类问题，文化部门要开拓的空间，实在是多的。
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孙郁
说起过去的一年，网络文化的多样性一直吸引着人们。其间涉及的知识产权诸问题亦令人关注。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二）》开始实施。网络著作权在今天是个新话题，由于它的复杂性，人们对一些棘手的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现在相关的政策的出台，至少表明人们强烈的期待得到了回应。其二是知识产权意识较之过去更为浓烈了。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个人在集体的光环下，自我的劳动被定位在社会性语码里。鲁迅那个时代，译介外国的小说是没有版权概念的。那时人们可以随意翻译外国的作品，没有任何合同与契约。这种意识一直延续到80年代。著作权意识的建立，其实是对个体劳动的肯定，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此一概念的深入，则保护了世人的精神的创造性，使信息的传播进入了有序的轨道。
据有关资料，发达国家的网络立法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认识和不断修改的里程。美国在上个世纪末对《数字千年版权法》、《电子签名法》的确立，都是根据社会新出现的问题而确立的相关措施。在一些文献资料里，我们发现美国人在网络领域经历了渐渐自我完善的历程。在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之间，公民言论的通畅表达成了挑战旧法规的内因。所以，一些网络规则的修改过程，也是人们的意识逐渐演进的过程。我们过去对这些法规一直懵懂，也很少关心过深层里的话题。不过从国内一些法规的建立来看，表明我们在进入全球化的游戏规则里，开始注重了“自他两利”的原则。网络著作权的内容十分丰富，只照顾一方面的利益显然是蹩脚的。如何使人们普遍受益，且周到地考虑到责权利的关系，是重要的。新颁布的司法解释里，有些规定显然比先前细化了。比如，下面的文字反映了当下人们的法律意识的程度：
第四条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出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与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
先前人们对他人著作的使用，即便是构成侵权，但责任的追究是含糊的。现在的思路显然确切化了。人们终于可以在有规可寻里找到解释。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问题的复杂化也要求司法解释进一步精确化和具体化。用法律来保护自己与他人，是社会理性的一种进步。但此一话题也会引来另一种思考，在不发达地区和弱势的群落，知识共享如何可能？文化扶贫是否需要另一种思路？看来社会的挑战永远是走在司法的前面的。
20年间，中国人的法的概念和条文，比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多。胡适那代人当年期待的社会理性秩序正在慢慢出现。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缺少规则和条文，缺少的恰恰是法的精神。文化遗产日的概念虽形成了，而整个社会的这种理念并未融化到血液里。译介外来著述，人们眼睛还盯在美国这样的大国，思路深处还是实用主义的价值态度，尚不能广采博取。网络中的侵权，在一些人那里是不足为道的。自主创新者不是很多。精神惰性和阿Q主义，在我们的生活里还常常看见。所以重要的问题还是国民性的提升。先前人们用“灵魂深处闹革命”和“狠斗私字一闪念”解决问题，走了弯路。现在的路如何，也正在探索中。人的问题，说到底是文化的问题，文化的问题，说到底是什么呢？现在也是该回答的时候了吧？
中国作协换届：繁荣文学与性别年龄无关■姜异新
年轻，女性，这样的关键词不是出现在时尚新闻，而是作协换届这一重大文化事件上，立刻就产生了抢眼的轰动效应。相比此前53岁的茅盾，80岁高龄的巴金，以49岁盛年当选第三届作协主席的铁凝，甚至比中国作协57年历史还要年轻，这不能不给文坛带来很高的期许，也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2006年11月10日至14日，第七次作代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是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12日，以《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大浴女》等作品闻名的中国当代女作家铁凝，以“想象之中，意料之外”的期待效果，打破了该机构固有的范式，当选为新一届中国作协主席。
“中国（文坛）的巨人时代结束了，而平民时代到来了。”作家孙云晓这样评论铁凝当选。中山大学“当代文学批评家”黄伟忠甚至声称：此举标志着中国作协“权威时代”、“男性时代”、“传统时代”和“老人时代”的结束。
茅盾和巴金，分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泰斗之一，是伴随着百年中国新文学的世纪风雨一路走来的，他们的作品怎能不更加厚重和伟大。与之相比，铁凝明显来自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代，一个似乎是没有大师的时代。然而，繁荣文学与年龄性别无关，谁又敢断言新的时代不会产生新的巨人呢？因而，对此实在没有必要故作惊人之语。
与无可避免的炒作相比，还有更多理性、中肯、和客观的评价。贺绍俊认为，在当今文化多元的综合时代，文学新质更多的是通过整合、交流的方式而产生。正是综合的时代让我们选择了铁凝。她能够做到将内心自由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在人格统一的前提下，保持自己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的三重角色，并且相得益彰，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
《南方周末》以《铁凝的“坛经”》一文，透过新作协主席自己的视线聚焦这一位置，那里闪烁着“服务意识、团结能力和实干精神”的光芒，凝聚着铁凝“团结作家、为作家服务，使他们写出优秀的作品”的深切愿望。
此间，《南方都市报》发表了题为《作协重启玫瑰之门作家肩负良知期望》的社论，对铁凝发出呼吁，“不仅仅是期望她荣升以后还能继续写出好作品，更期望她能以特殊的作协体制为中国作家的创作良知而摇旗呐喊。”该文认为，中国作家协会掌握着比世界上任何笔会或写作基金都更大的权力和资源。以铁凝为首的作协新领导班子所要思考的问题，应当是在21世纪全球化的潮流之中，中国这样一家遗世而独立的机构，该怎样尽可能地去维护代表人类灵魂自由舞蹈的作家们的创作自由。
实际上，铁凝早以五个不敢忘记和三个倍加珍惜总结了当选后的心情。不敢忘记这个位置和荣誉，决不是非我莫属；不敢忘记前辈作家用灵魂和智慧积累的文学财富；不敢忘记学习、责任、还有“写作”这一根本。倍加珍惜文学界大团结大繁荣的宝贵局面；珍惜中华民族来之不易的盛世；珍惜文学界同行的信任。同时，铁凝还表示，作协主席的身份和身处主流政治语境，不会限制自己心灵的自由和写作的独立。此前，担任河北作协主席的她，还以持筹建我国第一家省级文学馆――河北文学馆的实绩，显示了不凡的创业精神和组织能力。
作协换届，只是一个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变更，铁凝没有忘记一个兼有作家身份的公仆应尽的职责，人们更不会仅仅关注背后的权力。换届后的作协新集体，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年轻化、专业化特点，并且拥有更多实力派作家。当看到作协新主席上台致意的自信微笑时，人们更加期待着那个充满朝气的潇洒转身之后，铁凝将以怎样投入的姿态和背影，指挥新时代中国文坛和谐演奏一曲多声部织体的华彩乐章。
辞书出版准入制：给机会，不给自由■解玺璋
2006年3月10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自5月1日起，出版业务范围中无辞书出版业务，但超范围出版辞书的图书出版单位，一律停止辞书出版、发行业务。已出版的辞书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新闻出版总署质量检查为合格的，方可继续发行。正在编辑加工的辞书一律中止，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同意增加辞书出版业务后方可继续出版、发行。至此，争论多年的“辞书市场准入”问题，最终还是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画上了句号。
辞书的编纂与出版一直是个是非之地。这些年来，围绕着编纂、出版辞书的权利应该归属于谁的问题，曾有过多次激烈的争吵和辩论。即使在《规定》出台以后，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也还没有完全平息。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主张“准入制”的，都把辞书的质量，读者的权益，叫得很响；而怀疑“准入制”的，则提醒大家，警惕可能存在的利益集团的垄断，希望能按市场规律办事。说到底，就是因为辞书市场存在着可能实现的巨额销售利润，这在图书市场普遍不很景气的今天，恰如一块谁也不肯主动放弃的“肥肉”。很多人冒险一试，无非是想虎口夺食，分一杯羹。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事实上，就辞书的特殊性而言，对辞书出版进行资格审查，建立出版准入制度，似乎又是十分必要的，甚至合情合理的。近年来，图书质量问题一直困扰着出版业，而辞书的质量更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早已有人指出，伪劣辞书的泛滥，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辞书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并再三呼吁，实行辞书出版准入制度，认为这是提高辞书出版质量，规范辞书出版秩序，维护读者权益的必经之路。从《规定》的具体内容来看，虽说设置了比较高的门槛，但还是考虑到公平、公正原则的，并非仅仅保护某些出版社“垄断”辞书出版的特权。事实上，按照《规定》的规定，所有出版单位都可以拥有出版辞书的权利，开展辞书出版业务，只是这种权利必须经过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查和认可。这是政府行政权利介入市场管理的例证之一，突出体现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社会转型时期，在市场经济尚不具备自身完善机制和能力的时候，选择行政权利对出版《辞书》实行严格管理恐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总署叫停黄金书：有法比无法更好■解玺璋
黄金书的情况与出版《辞书》和中小学教材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中小学教材更近于一种“公共产品”，而《辞书》更多地担负着文化传承功能的话，那么，黄金书却凸显了书籍的商品属性。尽管很多策划出版黄金书的人都以文化作为招牌，声称“不是完全为了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让中国传统文化流传更久，传播更广”，“在中国传统文化逐渐不被关注的当前，用这种新颖的方式吸引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目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有好处”。但一定没有人相信这种鬼话。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绝非因为有了黄金书。这些人，生产黄金书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赚取暴利。据悉，此前市面上流行的“黄金书”种类不下十种，包括黄金版《毛泽东诗词手迹》、《孙中山题词手迹》、《邓小平》、《孙子兵法》等，每套售价均在一两万元以上。据业内人士透露，这些所谓"黄金书"，书页都是工艺金箔制成的，一克黄金可拉成50到60平方米的金箔，照此计算，一部“黄金书”成本只有数百元，而其售价最高却可能达到成本的20倍甚至更多，可见其获利之巨大。
这是目前社会舆论对于黄金书的普遍看法。如果单纯把它看作商品供求规律的产物，社会也许还是可以给予一定宽容的。但实际上，购买黄金书的，绝少个人行为。有人指出，黄金书为官场腐败提供了便利。现在，社会上有“雅贿”的说法，也有称黄金书为“公关书”的，指的都是用黄金书作为礼品，贿赂权力部门，搞权钱交易。所以，人们呼吁，对于滥出黄金书的行为，有关部门不应该再沉默下去了，而要积极发挥行政调控干预职能，旗帜鲜明地说“不”，予以严格禁止。新闻出版总署规定，自2006年5月1日起，禁止图书出版单位出版或与他人合作出版以黄金、白银、珠宝、名贵木材等高档材质为载体或进行豪华包装的奢华类图书；禁止出版物发行单位发行销售此类图书；禁止报纸、期刊等出版物为此类图书做广告。凡违反规定的，一经发现，严肃处理。这个规定显然得到了民意的广泛支持，而且具有非常普遍的群众基础。
不过，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新思考这件事的时候，却遗憾地发现，我们又遇到了那个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惟一资源，只有行政权力。甚至广大民众也只能寄希望于政府职能部门行使其行政权利。就像我们在海淀图书价格战中所看到的一样，这种做法或许是十分有效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法律意识的普遍淡漠和经济行为中法律建设的缺失。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与法律制度是相辅相成的，法律制度应该成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行为的起点。所以，对于市场经济行为或商品供求关系，不能总是简单地依赖于政府行政权力进行干预，或自身道义上的优越性，恐怕还是要寻求法律的支持，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壮大和健康发展的正途。
上海新华传媒上市带来发展机遇■解玺璋
2006年10月18日，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借壳上市”，成为我国出版发行企业中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这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开创了我国文化企业上市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先例，在经营规模、经济效益、资金实力、竞争能力、市场价值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理应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也将在我国传媒出版业内引起强烈的震动。挟上市之后获得的大量资金，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将迅速成为我国出版发行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个文化产业“巨无霸”。
近年来，出版业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转制”。这也是各级政府始终关注，并积极探索、实践和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国内出版业的处境是非常严峻的，一方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根据我们的承诺，中国图书市场要向世界开放，而在市场竞争中打拼磨练出来的民营书业，也已经日益成熟并显示出积极进取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国有出版业则呈现出机制老化的种种征兆，运行起来十分困难。有人将它比喻为一架又老又沉重的马车，认为它已经很难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奔跑了。所以，塑造文化市场的主体，培育发展一批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使之成为文化市场的主导力量和文化产业的战略投资者，就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任务。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成功意义之重大就在这里。它为解放旧有体制对出版业的束缚和限制提供了有效、可行的方案，强化了出版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它的成功，使得出版业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市场资源，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重新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并借助资本市场，为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两年，上海文化产业的增长率高于总体平均增长率，为15%。但在全市GDP中却只占到5%。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大城市文化产业占GDP20%左右的情况相比，上海的文化产业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这种情况在我国其他地方，不仅同样存在，而且有更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正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前景相当可观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成功，为其他城市的传媒出版集团起到了领跑的作用。
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拥有新华发行集团的图书音像制品、物流配送、电子商务以及版权交易等主营资产。其新购入的上海炫动卡通卫视、故事会文化传媒公司、东方书报刊服务公司、上海联市文化发展公司、上海久远文化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也都是优质资产，有着广阔的产业发展空间，有人预计，2006年下半年，公司即可盈利3600多万。有人曾担心，上市公司可能会产生国有资本弱化的现象，现在看来是多虑了。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拥有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45.06%的股权，而上海5家国有文化企业又拥有51%新华发行集团的股权，从而保持了国有资本对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主导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政府活动的影子，有人说，“上海华联超市和上海新华发行集团能够走到一起，肯定是政府在里面起了作用，或许干脆就是政府在背后唱戏。”但这恰恰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它是一种在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建设的渐进过程。不过，无论如何，公众化的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毕竟获得了重组资产、重组业务的机会，从而使得它可以打破目前文化流通领域存在的不能畅通的局面，而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也才能冲出瓶颈，获得发展，文化产业也才能做大做强。
图书价格战:呼唤制度建设■解玺璋
2006年夏天，在北京，发生了一场至今硝烟尚未散尽的“价格”大战，对于它的功过是非，人们一直争论不休。7月15日，第三极书局开业，推出全场3000种图书8折优惠（据说还有满百返百）等促销活动。同日，近在咫尺的中关村图书大厦也打出了全场7.5折的招牌，并以一个月为期限。8月19日，中关村图书大厦再次宣布，打折将持续到10月15日。9月1日，第三极书局做出回应，截止10月20日，全场7.0折，创下北京综合性书店销售价格的最低纪录。当当网随即跟进，爆出了“全场图书6.9折”的超低价。
到目前为止，这场价格战似乎并未完全平息，两家书店只是选择了其他方式，继续着他们的明争暗斗。而它对整个出版业的影响，显然是巨大而深远的，有些已经显现出来，有些却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才能显现出来。直接受到打击的，是位于海淀的一大批中小书店。在这里，所有书店的销售额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它们中有些已经在坚持一段时间后选择了停业关门。这种影响甚至波及到北京的其他地区和北京以外的其他省市，人们担心，一旦形成这种局面，那将是中国出版业的灾难或末日。
事实上，人们是有理由这样担心的。因为这场价格大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十几年前发生在日本，被学者们称之为“出版大崩溃”的那一场混战。其结果是，大出版社和大图书交易公司收益锐减，中小出版社和中小图书交易公司和书店纷纷破产和倒闭，国民年人均购书量逐年减少，越来越多的读者远离书本，出版业由此跌入“夕阳产业”的行列。我们当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出现？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从这里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我们注意到，在这一事件中，比较理性而又积极、活跃的力量，始终只有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民营书业工委会，即非工委。从一开始，他们就主动介入到事件当中，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向交战双方施加影响。然而，作为上游供货商的出版社，却显得非常无奈，无所作为。但是，非工委，作为一个民间的行业组织，其目前的影响力和约束力还是非常有限的。这里凸显出我们在行业管理上的某种缺失，遇到问题，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的行政力量。而这场价格战，从深层次来考察，很难说不是市场的畸形造成的。所以，如果说，这场价格战还有其积极的、建设性的成果的话，就是提醒我们，要尽快培养一个真正有效的行业管理机制，建立由出版社、发行商和书店共同组成的行业协会，加快对图书市场经营活动的立法，完善“定价销售制”，这样，才能使出版行业在市场的博弈中慢慢走向成熟，获得发展的机遇。
中小学教材招标：公正、公平和透明■解玺璋
中小学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一直是整个图书市场的半壁江山。对出版业来说，也曾是一部分人的生命线。很久以来，中小学教材的出版与发行，都是在政府指令和计划经济的保护下进行的，是一种垄断性的经营行为。在旧体制的保护下，一些人过着让另一些人艳羡的日子。在很多出版社斗争为图书市场的日益萎缩而忧心忡忡的时候，这些出版社因为有“定产定销”做定心丸儿，根本不必为市场操心。这其实是不公平，也不公正的。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出版社，借图书市场开放获得的一些自由，出版所谓豪华教科书，并通过某些途径推销给广大学生，从而增加了学生们的负担。所以，国家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于本世纪初就开始在一些省份试行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的办法，更在今年扩大到浙江、江西、山东、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加上原有的福建、安徽和重庆3个试点，目前已有11个省、市、自治区按照国务院的安排，实行了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的办法。从各地媒体的报道来看，这次改革不仅规范了中小学教材的出版秩序，收到了一定的实效，也在一定程度上切实减轻了学生的负担，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普遍欢迎。
事实上，这次在部分省、市、自治区推行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办法，其目的正是为了加强中小学教学用书的管理，降低教材价格，减轻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深化教材出版发行体制的改革。具体到出版业来说，至少在理论层面，以招投标的办法代替原有的政府指令和计划垄断，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公正的原则，也体现了机会均等的原则。但也有人担心，体制的惯性也许会导致所谓的招投标陷入一种既得利益的泥淖，美好的向往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无法落实到具体的实际工作当中去。这也提醒我们注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的作用不是应该被削弱，而是应该被加强。需要警惕的不仅是政府的越位，还有政府的缺位。中小学教材出版与发行招投标的制度，恰恰体现了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所扮演的管理、协调、监督、约束的角色身份。实际上，中小学教材具有公共产品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在国家正在逐步推广中小学教科书免费的时候，没有政府的积极干预，是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因为，公共产品服务于社会大众，符合公共利益，而纯粹的市场行为既要兼顾利益和利润，就很难与公共利益完全保持一致，所以，招投标的办法，在一定意义上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矛盾做了一些调解，它通过这种途径既满足了出版社对利润的期待，也保证了政府作为采购者对产品的要求。出版《辞书》准入制的实行，与此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有一点，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办法的生命线就在于公正、公平和透明，这是马虎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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