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有两点需要进行说明。第一，是下文标题中所说的“中日文坛新生代群像素描”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所谓新生代，大致指的出生于1970年以后的青年作家。关于这一点，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都是如此。当然，在中国分得更细一些，细分到了“70后”和“80后”，再过几年，估计还会派生出“90后”。由于他（她）们成长期的
在日本，这个道理同样也说得通。比如参加这次对话会的日本作家大多出生于70年代，尽管他（她）们彼此间的文学世界也存在诸多不同，不过相较于80年代出生的更为年轻一些的作家（按照白烨先生的划分，似乎应将其分别归类于“70后”和“80后”），“70后”作家还是显现出一种共性，那就是在与前辈作家一样关注到内心细微感受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一些宏大叙事，比如小林艾莉卡心目中的作家责任；比如中村文则在创作中所关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世界”和“社会”；比如黑田晶觉察到的不同文化和语言间的种种差异；比如中上纪在边缘之地对所谓现代文明进行的思索；比如茅野裕城子在自己文本中的往来越境。
与此不同的是，日本“80后”作家则经常表现出另一种共性――与世界、社会和他人的疏离。尽管在稍长几岁的山崎纳奥可乐等作家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特征，不过，较之于“80后”那些更年轻的日本作家，这种疏离和隔膜的感觉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在这一批更新的新生代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当数联袂获得第130届芥川奖的金原瞳和绵矢理沙。公布这个奖项的2004年，出生于1984年的金原刚好20岁，更为年轻的在校生绵矢理沙则只有19岁。前者在《裂舌》中表现了女主人公RUYI借助裂舌、纹身等所谓身体改造带来的痛感，以及酗酒和性爱带来的麻痹、快感来感受自身的存在，据此维系着与社会的惟一连接。而绵矢则在《真想踹她的背》中，叙述了两个高中生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不知如何表现自己的与他人交往的愿望，只能通过一个偶像来沟通与世界和社会的联系，却在彼此间横亘着一个拒绝沟通的后背。
这两个“80后”作家在作品中同时表现出稀薄的存在感、与社会以及他人的隔膜感只是一个偶然吗？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时，我们或许应当注意到她们出生的八十年代初，正是日本由于经济高速成长、生活极为富足而开始大规模使用尿不湿的时期。年轻的父母们发现，纸质尿不湿平均尿四次才换一块，较之于尿一次就需更换一块而且还要洗涤的传统布质尿布，这就大大减少了换洗尿布的麻烦。然而，人们在享受这种便捷的同时，也使得亲子间通过换尿布而进行的身体和语言接触减少到了原先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换句话说，在婴儿最需要通过亲子间的接触来感知爱意和外部世界的时期，这种通道却被人为地阻塞了。另一方面，婴儿则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通过排泄来获得性快感。病迹学研究表明，儿时的际遇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成年后的行为举止。我们由此可以发现，与外界交流和爱意感知的严重缺失，同时为获得性快感而不受制约地进行排泄的儿童，成年后将很难摆脱以自我为中心并不善人际交流的阴影。从这个角度来说，上述两位“80后”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疏离和隔膜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焦虑，大概就不是偶然了。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两位“80后”作家原本也在本次对话会邀请之列，只是因为日程安排上的原因而未能出席，这就是本文开头部分说到的“‘中日文坛新生代群像素描’这个说法并不完全”的由来。我们期待在下届对话会上，中日两国新生代中的“80后”作家能够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并使得这种交流产生意义。
另外，我们还需要就这次对话会本身做一些说明。这次以“明天的记忆”为主题的对话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从12月23日至25日间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00年9月。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学术访问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时任院长的李铁映（其后又对外文所所长黄宝生）提出，日本的青年作家们多关注欧美文学，而对同在亚洲的中国文学却很少回眸，因而对莫言等中国优秀作家的文学作品不很了解，对中国青年作家的创作活动更是知之甚少，长此下去，日本的青年作家的视野将会越来越窄，因此大江希望与社科院共同推进中日两国青年作家的交流。于是，就有了2001年9月举办的“中日女作家研讨会”，然后，又有了这次“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今后还将会有在东京或北京举办的类似学术会议。5年以后的今天，曾出席“中日女作家研讨会”的两国作家们都已经成为本国文坛的中坚力量。再过五、六年，我们期待参加这次“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的作家们也为读者们奉上更优秀的作品。正如外文所所长陈众议博士在送别会上所说，希望两国作家把外文所看作自己的家或驿站，可以常到家里来走一走，坐一坐，然后，由此前往更为遥远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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