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间。我共计出庭了八天，据说这是这个法庭中的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那些天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猎奇为能事的报纸上的头等消息。
证实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说明日本如何利用我这个清朝末代皇帝为傀儡以进行侵略和统治东北，这是我的作证
被告日本战犯们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所作的努力，是要从质问中取得相反的证言，以证明我不是个傀儡。这种努力当然是失败了。
然而，我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掩护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
例如，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以我为首那个集团的秘密勾结，这本是在“九・一八”以前就开始了的，日本人对我这伙人的豢养、培植，本来也是公开的事实。“九・一八”事变后我这伙人的公开投敌，就是这场长期勾结和豢养的结果，这是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活动的惯用手法之一。但是，我为了摆脱自己，把这一切都回避了。
不仅如此，我还力图把我历史道路上的几个关键事件，歪曲成为我希望别人能相信的那个样子。例如，我到东北，是被强迫的；我出任“执政”，乃是深入虎穴，以备将来“里应外合，收复失地”，等等。
外国的帝国主义和里边的反动势力的勾结，就和任何黑帮搭伙一样，内部摩擦是不可免的，俗语说，“狗咬狗，一嘴毛”。而我把这类冲突，说成好像是善与恶的冲突。
我在法庭上曾有几次表现了激动。谈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一个日本律师向我提出，我攻击了日本天皇的祖宗，这很不合乎东方的道德，我激昂地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犹愤愤不已。提起了谭玉龄之死，我把自己的怀疑当做了已肯定了的事实，并且悲愤地说：“连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杀害!”固然，这里面有我的(虽然纯粹的私人的)怨恨，但同时我也愿意人们把我看成是一个被迫害者。
法庭上所要知道的只是我是否是一个傀儡，从而由这方面证实日本战犯是东北的侵略者，至于我为什么要当这个傀儡，他们并不关心。这傀儡毕竟不是戏台上的，毕竟是个活人，是人就有其一定的灵魂，而法庭也不管这个。但是，我仍然要把自己的灵魂封得严严的，以致前后矛盾，暧昧含混，并且给辩护律师造成反扑的机会，我却仍然一步不肯放松，到作证结束为止。
……
前后有六位律师上阵，都想尽办法地打算叫我认输，可是都在我的“不知道、记不得”面前弄得束手无策。他们曾拿出了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中的一段――说我预先就告诉了庄士敦要去东北――依然不能改变我的答案。他们翻来覆去讯问我是不是在受着威胁，是不是与“某方”作了某种约定。他们再次用李顿调查报告书上的材料证明东北从前有土匪，用只有他们自己才讲得通的道理来说苏联对满洲的“侵略”，以便根据某种特殊的逻辑，使我得出满洲民众有“望治之心”，我有治乱之意，日本有出兵之权。总之，我的回答有真有假，他们的问题也有是有非。质问与答辩，乱成一团，不得结果。后来，法庭庭长说，问题既然在于我当时是不是傀儡，而我为什么要当傀儡，就没有再问的必要。因此，虽然后来原告被告双方都有专家进行了黄绢上的笔迹的鉴定(根据庄士敦书上我写的一个扇面的照片)，而且据说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可是法庭没有再给继续争辩的时间，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第八天临退庭的时候，检察官照例地问我下次要谈什么。这时我想起还漏了一件事要说，就声明：“我还要谈谈日本天皇的问题。”可是这次退庭之后，就再没有召我出庭。
关于南次郎那封信的问题，在一九五三年以前，我只对五妹夫悄悄地说出过事情的真相，其余的人(无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我对谁也没有坦白过。一九五三年我向抚顺战犯管理所自动作了交代，以后，曾在东京法庭上被我严密地封锁起来的内心世界，逐渐地全展露出来了。
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然而也是一个获得新生的，通向我今天的幸福的唯一道路。
――摘自《我的前半生》（全本）第七章“在苏联的五年”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一节未被1964年“定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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