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上海人的住了。这个话题如果拉开来谈，可以写一本书。上海人的居住环境，其实决定了上海人的性格，这也是马克思关于环境决定命运这一观点的延伸。在此，我只能简单地谈一下。上海自开埠以来，本地
建国后，石库门里的居民日渐增加，七十二家房客的情势越来越严重，几家十几家居民挤在小小的空间里，个人的隐私几乎被剥夺殆尽，而且近距离的聚居最容易产生一种危机感，于是窥视、偷听(俗称听壁脚)、猜忌、争吵成了家常便饭。在较大的弄堂里，居民鱼龙混杂、人各有志，接近了就难免会生是非，一不小心就会惹出各种各样的弄堂风波来。人们常说上海人善于处世、门槛精，可能与从小就处在这个微妙的小社会里，接受这个小社会关于人际关系的教育有关。
但上海人是圆通的，知道抬头不见低头见是一种无法绕过去的现实，惟一的办法只能改善它。于是潜规则就成了一种制衡的法宝。这种潜规则有相当多的习俗成分，它们可能来自旧上海的江湖或帮派规矩，还有租界里的公共守则，通过通俗文艺获得的做人的道理等等这种形而上的东西。反正，上海人一到危机发生，就会搬出规则。那么石库门里的上海人是如何遵循规则的呢?试举一例。过去，一幢房子常常只有一只电表，供电局来抄表后，自己按居住的那几家人家平分，计量单位就是灯。比如家里有一盏电灯、一盏台灯、一台收音机，就以三盏灯计算。你会说，用于照明的灯点的时间最长，而收音机是不常开的，能不能算半盏灯?没有这个道理的，大家都这样算，你能例外吗?所以在经济困难时期，有些人家就对一幢房里轮流算电费的人申明：从下个月起，我们不开收音机了。
用自来水也是如此，按人头分摊水费的。后来有人用起了洗衣机，旁观者发现，洗衣机虽然省力，用水量却比手洗多得多，就提出洗衣机要算两个人头。这样为水电费引发的纠纷，常令居委会干部头痛。后来，上海人为避免不愉快，干脆自己安装水表、电表，大家不吃亏。如此，纠纷是少了，但支付的成本是上海人的形象受损。比如在一间灶披间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家，就有多少只水龙头，并且是用一个马口铁罐头一套，销子一插，上锁。煤气表也是如此上锁，以防别人偷用。电表装在走廊里，蛛网般的电线有走火之虞，而且非常难看。有些居民在电表上做手脚，接到大火表上，偷用国家的电。前不久，《新民晚报》上还刊登了一条社会新闻，在一家煤卫合用的老公房里，两家人家怀疑对方偷用了自家的水，引发纠纷，结果导致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跌跤骨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知青回沪、适龄大龄青年成家，上海的石库门房子再度膨胀。上海人就在空间上动足脑筋，在室内搭建三层阁，在阳台、天井等公共空间内小搭小建，灶披间腾出来做了卧室，就在弄堂里再搭一间小屋放煤球炉，这样一来，原先就不宽敞的弄堂就出现肠梗阻了。弄堂房子看上去还是二楼三楼，内部却早已至五楼六楼了。再后来，沿街的门面房子的居民开始经商，将一楼改造成二楼，下面挖地三尺营业，上面搭一个阁楼住人。今天不少财大气粗的老板，当初就是靠着这样的盘算挖到第一桶金的。
但是上海人的脑子是聪明的，虽然居住空间逼仄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对自己那个窠，还是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和现实主义态度，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即使我们将时间界定在上世纪70年代，还会梳理出许多有趣的细节。最先开始动手的是做喇叭箱，几块松木板就能钉成一只箱子，甚至有人在走投无路时偷了老娘的洗衣擦板。最后一枚螺丝扭紧后，上色，罩漆，喇叭口前覆一块喇叭布，这种镶着金线的布在浙江中路牛庄路有买，不要布票。当时，那一带是电子元器件的大本营，成千上万无线电爱好者在这里长大成人。
喇叭箱意味着专心致志的享受，那就必须有一种休闲的姿态对应，于是，上海人开始做沙发。同样是杂七杂八的木板敲成架子，从蓬莱路和虬江路一带淘来弹簧、棕丝和人造革，七弄八弄也成了。上海人埋在沙发里，听交响乐样板戏，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知青们要成家，家具又是紧俏商品，那么就凭户口簿排队购买包括水泥壳子板在内的废旧木料，然后做成捷克式家具，同时，树脂清漆和泡力水的供需也被大大拉动，一度，抽屉锁和门上的碰珠脱销。今天我们还能从万体馆的外墙立柱上看到捷克式家具的影子。从中国历史看，向来都是建筑影响家具的，而在70年代中后期，家具居然影响了建筑，这很值得研究。
接下来，上海人在很小的房间里硬是挤出一只角，安放一具装饰橱――因为三面装玻璃，也叫玻璃橱，陈列咖啡具、拉丝茶杯、长毛绒玩具、洋娃娃、唐三彩马、无锡大阿福。这是上海人家中的亮点，台型不台型，主要看这只橱。
再接下来，福利分房在各单位渐次拉开序幕。通过种种光明兼卑鄙的手段，吹牛拍马，两面三刀，红面孔白面孔交替扮演，终于分到了一小间房子。原先的栗壳色家具显得老土了，扔，同时搬进充满时代气息的组合式家具。这种家具的好处和坏处都在于像游泳池里的更衣箱，正好贴满一堵墙。它有效地利用了空间，以便腾出空间放一对沙发厂出品的真正皮质转角沙发。上海人可以坐在正宗的沙发上看彩电，或与亲朋好友商量去深圳还是去日本。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上海人，抢先一步改善了住房，他们是成功的榜样，在居住空间上似乎也有为人表率的积极性。只不过这种积极性受到了“现代化等于全盘西化”的错误观念误导，于是，上海人的家居布置出了两个洋相。一个是酒吧台。不管房间面积如何，也不管主客有无嗜酒的习性，一进门先做个酒吧台，主客隔着吧台两两相对，酒吧台上面内置两三盏射灯，投下一片暧昧的光芒，这确实与西方电影里的酒吧情景相吻合。但时间一长，以酒代茶的生活方式在推行过程中遇到经济实力、酒量及假酒等方面的层层阻碍，酒吧台就成了聋子的耳朵。第二个洋相是壁炉。过去，上海的洋房或新式里弄房子里是有壁炉的，但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半个世纪里，为了厉行节约，为了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拜拜，更因为煤与柴是计划供应的，激情燃烧的壁炉被迫收起最后一抹火苗。但在住房改善之后，有一部分上海人重拾壁炉梦，买来石膏或大理石的壁炉架，往墙上一贴，成了。商家还适时推出仿真壁炉柴堆，往炉膛里一塞，通了电，很快变红发热，满屋子北欧情调，速溶咖啡冲好后，主人频频观察窗外，盼望天降大雪。但是，这种壁炉毕竟是假的，石膏、大理石质量又太差，没几年就捉襟见肘了。
在一番血淋淋的拼搏后，更多的上海人告别了以亭子间和二层阁为象征的狭小空间，入住以客厅、餐厅、主卧、次卧、书房及两个卫生间为基本格局的新房。于是，上海人的居住条件与港澳地区几无差别，向欧美国家近一步逼近。在内部环境方面，也就是在家具布置上，呈现两路风格，一路是西式的，又分出宜家的简约型和仿巴洛克的豪华型，另一路是中式的，也分出以海派的实用型和古典的明清风格型。
宜家的简约风格颇能赢得小资的青睐，因为北欧人性化的设计在提供方便的同时，也给了主人诸多借口以掩饰装潢预算的不足。而靠政策、机会、市场潜规则及灵活的推销方法在社会第二次分配上完成原始积累的暴发户们，则更愿意用繁复无比的欧洲古典式样来撑起空间，这与他们的美学知识仅限于维纳斯或蒙娜丽莎有关，更与他们希望借助西方文化的强势符号来支撑自尊、迅速进入主流社会有关。
（本文摘自《上海头脑》，陈宪主编，2006年11月文汇出版社出版，定价：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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