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40年代初，朱东润先生写了一部《张居正大传》，这是一本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之作。从传主的重要性来说，朱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张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因此，他不仅自己为张居正立传，而且期望今后会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因为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的传记已出
《评传》与《大传》各有千秋。《大传》属于传记文学，因而文学色彩较浓，其语言生动有趣，《评传》更多表现了历史学的关注。《评传》以改革为线索，重点介绍改革的成败，在书的开篇还将张居正的改革与先秦的商鞅变法及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作比较研究，体现出纵贯古今的宏观气势，由此表达了历史学家的历史感。
《评传》重在一个“评”字上。张居正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其身前就有不少人反对，死后更是毁誉不一，长期不能盖棺定论。《评传》的引言――“从身后的荣辱追问”详细考察了后来的人们对张居正态度的演变，指出，终万历之世，大多数官员为迎合皇帝而攻击前首辅，少数为其鸣冤叫屈者则被视为张居正的“同党”遭到贬斥；直到明末对“救时宰相”才有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种评价既来自张居正的支持者，也来自曾经遭受张居正残酷打击的反对派，说明它代表了公论。
《评传》展示了一个鲜活和多样性的张居正：他是一位旷世奇才，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却又有着当时官僚所不可避免的种种缺点，有着人性固有的弱点。《评传》说他：“黑白交织，善恶相依，在张居正身上呈现的就是，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书中说他既拒贿，又受贿；有时大度宽容，有时却心胸狭窄；在治国上他理财分明，倡导节俭，在生活上他追求奢华。例如万历六年从北京到湖北为父亲送葬，乘坐的轿子要32名轿夫抬，轿子前有起居室，后有卧室，两边有回廊，内有两名童仆侍奉。当然还有书中未论及的方面，例如张居正改革，颁布“驿站法”，限制官员的特权，规定官员及其家属非公旅行必须自负旅费。但是张家的人甚至仆人以及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索取车马船只，指派夫役，等等。这都是他性格多侧面的表现，正是这种多面形象深深地吸引着读者。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张居正既是有宏图大略的政治家，又是善于玩弄权术的政客。《评传》着力描写张居正改革家的形象，对于其作为政客的一面似重视不够。
张居正从政35年（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其政治生涯可判然分为两部分：隆庆六年（1572年，张居正48岁）之前的25年为等待时机、争取权力的阶段，此后的十年（到万历十年，即1582年张居正逝世）是他掌握政权、巩固政权，实行改革的阶段。张居正入朝为官时正值嘉靖后期荒淫不理朝政，严嵩父子借机擅权乱政、贪赃枉法。一些正直的官员不畏权势，不屈不挠地弹劾严嵩父子，都遭到无情的打击，不是廷杖，就是充军、流放，还有几位惨遭杀害。与他们不同的是，张居正采用韬晦之计，尽力博得严氏父子的信任和好感。他甚至恭维严嵩“忠贞”、“声名悬日月”，私下里却与另一大学士徐阶策划倒严行动。严嵩倒台后，张居正在徐阶和高拱这两强之间左右逢源。高拱赶走徐阶，与张居正从朋友变成了政敌。恰在此时，穆宗死，张居正与同为高拱政敌的宫中太监冯保联合，把高拱驱逐出政坛，从此掌握最高权力。在漫长的25年中，张居正英雄无用武之地。直到时机来临，才能够大展宏图，实施改革。在其后的十年里，他仍然要施展权术来维持政权，包括深结宦官和皇帝的生母，残酷打击反对派官员等等。在这方面，他的机遇远不如王安石。王安石是被锐意改革的宋神宗授以大权的。况且，当时的反对派与改革派之间只是政见不同，没有残酷的权力之争和人身残害。明代的政治局势比北宋时期要险恶得多，张居正之玩弄权术就是不可避免的。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由此爆发的一场大政治风波即“夺情”事件，充分表现了张居正的政客形象和人性的弱点。按照儒家经典中丧礼的规定和朝廷的礼仪制度，丧父母的大臣应当回家居丧守制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如果因为特殊的需要――通常是武将离不开战场――经皇帝批准，可以不回家守制，这就叫“夺情”。张居正本人当然希望能夺情。因为他深知手中的大权来之不易，不能轻易放弃。如果回家守制，很难保证三年后能恢复权力。鉴于前几任首辅权力斗争之残酷，尤其高拱的倒台仅仅在一夜之间，更使他对离职充满恐惧感。张居正在宫中的内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以及一些与张居正有着利害关系的人力主夺情，皇帝需要张居正为他处理政务也同意夺情。但是这引起许多官员的强烈反对。张居正将为首的五位官员残酷地施以“廷杖”，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他并借机提前考察官员（按制度六年一次京查，当时六年未到，便以“闰差”实行考察），排斥打击异己官员。用廷杖和“闰察”打击异己，张居正采用的正是以前刘瑾和严嵩惯用的手法。
《评传》注重张居正改革家的形象，对“夺情”事件着墨不多，而且似乎将它与反改革联系起来。实际上反夺情者并不一定是反改革。他们主要是为了维护儒家的纲常礼教，同时具有抗拒权势的意义。明代的士大夫特别崇尚一种对抗权势的气节。赵用贤被廷杖后身上的腐肉大块脱落，其妻将一块腐肉腊制风干，用它教育子孙。赵用贤的孙子赵士春在崇祯朝反对杨嗣昌夺情，公然声称他就是遵循祖先的榜样。当然不排除有人有借机扬名的企图。无论是张居正还是其反对派，都有为公和为私的两面性，只不过具体的表现不同。
《张居正评传》，刘志琴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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