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读罢陆耀东的《中国新诗史》（第1卷，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又看到沈用大的《中国新诗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两书的书名完全相同，仅在书名下括号内所注的时间起迄，有一字之差：前一本1916―1949,后一本1918―1949。陆耀东是新诗史家，著作等身；沈用大则恕我孤陋寡闻，此前还未见过有什么著述，只在该书
虽然陆、沈两书都采用编年与纪传相结合的写法，都淡化流派、注重社团，但具体表现却不一样。陆著把史事与诗人截然分开，对史事介绍得十分简略，如我读到的第1卷，其第1章为“中国新诗的诞生和第一个10年述略”（该书分卷出版，目前才出第1卷，据第1卷第一章标题可知全书大约按平常所说的“3个10年”分为3卷），篇幅只占全书（第1卷）六分之一，其余六分之五全是诗人介绍，诗人介绍中对诗人的生平也介绍得十分简略，主要介绍的是作品。沈著在全书结构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把新诗从发端至今共80多年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是：内部生成时期（1918.1―1927.12），外力影响时期（1928.1―1949.9），内外分离时期（1949.10―1978.12），外力消解时期（1979.1―）。这四个时期的划分是以新诗本身（内部）为中心，也考虑到政治（外力）因素，与过去片面强调政治的决定作用不同。作者对所写的前两个时期，又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时期“内部生成时期”分为“纵向推进的轨迹”和“横面展开的风采”，第二个时期“外力影响时期”分为“两线运行的格局”和“一体指归的历程”。其中后两个阶段几乎已经成为共识，前两个阶段，“纵向推进的轨迹”作者按新诗―无韵诗―小诗，即诗艺本身的演化来写，“横面展开的风采”作者按自由诗―新格律诗―象征诗，即不同的诗体陆续登场来写，是作者最有创见的贡献。全书就是这样，把各位诗人按其创造主要成就的时间，归入各个阶段之中。相比之下，我以为沈著“史”的观念更加明确，史事也介绍得更加周全。从这里我们了如指掌地看到了早期新诗如何从《新青年》一枝独秀到社团蜂起，看到了新诗薪火如何从北京传到上海，看到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文学如何奋然崛起，看到了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之时诗人的反应，如此等等。随便举一个例，就说“小诗运动”吧，陆、沈两书都把它归入冰心名下，但陆著先从冰心的思想谈起，小诗仅附在最后；沈著则直奔小诗，依次罗列了从1919年康白情与俞平伯在北大校院里的“动议”，到1921年俞平伯与朱自清信函探讨，到1922年《诗》月刊的创刊等史实，然后写到冰心作为半途杀出的黑马，一举夺取小诗代表诗人的桂冠，这段文字十分精彩。然而仔细想来，这精彩并不是出于作者杜撰，或者妙笔生花，此乃是历史本身的精彩，于是我们看到了作为“史书”本身的魅力。
发掘史实还有助于理解作品，沈著在这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他对作品一般不作直接评价，只是介绍，在介绍的详略和语气的轻重中包含褒贬。关于这个问题，他在《自序》中用了较大的篇幅予以阐述。全书贯彻这个宗旨，形成了忠于历史、不追逐时尚的良好品格。历史是客观的，时尚是在不断变化之中，过去推崇左翼诗人，如今推崇现代派，他对左翼诗人并不回避，对现代派也不趋附。如何正确评价诗人，他提出四条标准：“个人的标准”、“社会的标准”、“历史的标准”、“时代的标准”（见《自序》，下同）。其中“社会的标准”指“看他的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多少影响”，“历史的标准”指“把他的业绩放到本国历史的长河里去加以审视，看他到底有哪些建树”，“时代的标准”指“把他的业绩放到当今世界如前沿中去加以审视，看他到底有哪些贡献”。这些都很好理解；最令人困惑的是所谓“个人的标准”，它指“作者本人打算在哪些方面进行探索”，然后再来“考察他做到了几成”。这也有必要算一个标准吗？并且还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不过仔细想来，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所有的社会的标准、历史的标准、时代的标准，都必须建立在这个个人的标准之上。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忽视。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标准，才能体现对作者本人的尊重，才能保证史书的客观性。
以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评价系统，作者正是全力贯彻这个评价系统，对所写的诗人，避免了过去一讲思想、二讲艺术的刻板公式。我发现他介绍诗人，既力求全面，又突出重点。例如对王独清的“情调艺术”的分析，对于赓虞的创作的四个阶段的分析，对戴望舒的音节的分析，对臧克家的“炼字”的分析，对艾青的“描写”的分析，以及对邵洵美的批评、对陈梦家的惋惜、对田间的褒贬等等。这些诗人虽然已有许多人论及，但他写出了新意（有的相当大胆），充分显示出作者的洞察力和卓见远识。
最后我们不妨看看陆、沈两书的一字之差，这一字之差关乎新诗的发端。沈著旗帜鲜明，断言新诗发端于1918年1月，并且还有简要的说明。陆著虽然在书名上写的是1916,而在其第一章中却有这样的话：“中国新诗如果以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号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几首诗作为诞生的标志的话，那么，从1914年到1917年底，可算是它的妊娠期。”由此可知，两人对新诗的诞生日期见解是一致的，而陆著只不过是以新诗的“妊娠期”的中途为开始而已。
本文把陆著与沈著作了一些比较，主要是因为接连读了这两本同名的书而引起的一点感想，无意于抑谁扬谁。我只是想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读陆著经常感到资料充盈，不少还是早已绝版的家藏秘本；我读沈著则感到他掌握的资料虽然比较常见，却也相当全面，特别是经过了精心梳理，可以说，他把所掌握的资料发挥到了极致，这一点是值得赞颂的。纵观全书，他对政治脉搏抓得很紧，而讨论的又几乎都是新诗本身，可以说他通过这本《中国新诗史》，总结了许多关于新诗方面的问题，其中有的是我们长期忽略的。
《中国新诗史》，沈用大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6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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