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蒋子丹
斯妤 徐坤林白 “她们是她们。我们是我们。我们永远不是她们。而且，没有她们，便没有我们。是她们，孕育了人类。是她们，拓开的文明。没有她们，世界是残缺的。没有她们，文学是跛脚的。她们的存在，使世界完整。她们的存在，使……”
这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她们文学丛书”的一段宣传语。“我们”是谁姑且不论；“她们”则大约是指，写作中的女性。
在人们心里，“她们”，又是什么样的姿态呢？
有很多探寻这种写作姿态的途径。
比如说，文本。吟李清照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自然眼前浮现出一个愁肠百结的仕女；读徐坤的《白话》，脑海里则不免虚构出犀利机敏的学院派女性。或婉约，或豪放，或智慧，或焦虑……所谓“文如其人”。
比如说，影像。在影片《时时刻刻》里，妮可・基德曼不惜装上假鼻子，饰演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形象――伍尔夫曾以宣言般的一篇《一间自己的房间》，成为女权主义的代表。在影片《滚滚红尘》中，人们不难看到张爱玲的影子，那童年时代的幽禁、诗一般的旁白，都暗示着天才文学少女的成长历程。
还有很多途径。大如各种自传评传，小如同行朋友媒体记者的各种印象记，商业的运作、媒体的发达乃至新兴的博客更提供了直面“她们”的日常生活、内心世界的契机……这些姿态或真实，或虚幻，交织重叠在一起，构成了写作女性的群像。
纵坐标：一代有一代之女性
一代有一代之女性文学，而文学背后，作为写作者的女性本人，在不同时代亦有不同的特色。
以百年中国女性写作为例。
关键词：传奇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成规使千百年来的女子集体“失语”，而五四之后，伴随着对民主、自由的呼唤，伴随着“人”的意识的觉醒，中国女性有了第一个写作的“井喷”期。冰心，丁玲，凌叔华，卢隐，萧红，张爱玲――这些名字至今仍是人们心中女性写作者的典范。在新旧之交的大环境中，首先在铁屋子中醒来的人，是否更感到悲凉，也更易踏上传奇然而黯淡的人生之路？卢隐情路坎坷，她笔下“我心彷徨”的海滨故人们，仿佛已预见了作家本人同样短促的一生；落红萧萧中，萧红挣扎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绝笔，使得丁玲哀叹“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这是三个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才华的女作家的‘本文’，她们似乎隐喻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以书写主体进入历史本文中的所有的抉择方式类型及它的结果。”女性学者林丹娅曾如此评价丁玲、萧红、张爱玲的人生际遇。很巧，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凄迷往来路――三八节有感》。
关键词：战士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书赠丁玲的这两句词颇能概括新中国女性写作者的特点。草明、白朗、杨沫、曾克30年代就参加革命，经过了抗日战争的考验；袁静、韦君宜、李纳在学生期间就参加了革命；而茹志鹃、刘真、菡子更是穿着军装走进新中国的女战士……几乎绝大多数活跃于新中国文坛中的女作家，都有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这些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烽火冶炼的“战士型”作家，“革命战士”加“女性”的双重身份在其创作中显现出来。一方面，她们的作品在内容上或表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或回忆艰苦斗争的革命战争年代，更加开阔；在情绪上也乐观昂扬，很少五四时代女作家那样柔情万千、疏朗淡泊，而显现出“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女战士的热烈豪放、英姿飒爽；但另一方面，女性敏感、细腻的特质也使她们不时显露出“家务事、儿女情”的情怀――而这一点，在日后证明，恰恰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关键词：责任
1980年，在《人到中年》中，谌容塑造了外科大夫陆文婷的形象。她正直善良、谦逊质朴、忠诚坚韧、清贫刻苦，她的事业心、责任感，她在权势面前的不卑不亢、文静端庄，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称《人到中年》是谌容的一部心灵史，人们似乎从陆文婷身上找到了谌容生活的轨迹。的确，作为一个中年知识女性，在体会事业荣誉的同时又经历着自身对家庭的道德焦虑，承受着知识分子和妻子双重身份的负担，这也是这一时期女性写作者的典型生活状态。航鹰《东方女性》中的林清芬、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钟雨、黄宗英《大雁情》中的秦官属……作为熔铸了女作家生命体验的典型，这些女性主人公，也正映射着这一代女性写作者在事业与家庭，自我与社会中求得平衡的姿态。
1990年，陆星儿在黑龙江省妇女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关乎婚姻、家庭的发言。陆星儿真情告白姐妹们：一个女人，万万不可强调自己的事业重要，而忘掉了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她甚至坦率地以自己失败的婚姻为例，说自己以往太要强了，一天到晚只是拼命写作，忽略了爱人的工作性质及其存在。陆星儿英年早逝，但她的这番善良而诚恳的话，却与她的作品一样，成为她人生中的另一段“本文”。
关键词：飞翔
“写作亦是一种飞翔，它将人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进入另一个空间。”林白用“飞翔”二字形容自己的创作状态。这个词，的确传神地表达了与她同时代的众多女性写作者这种心灵解放的状态。一方面，较为宽松的文化语境和社会氛围、宽容的道德尺度为写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她们大多具有正规的学院化教育经历和较好的理论素养，受到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年轻、自信、较少历史阴影和道德重负，为她们的“飞翔”姿态提供了解释。
这种“飞翔”表现为勇敢的发现。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的女性自白和黑夜意识的表达，残雪的梦幻潜意识和女性诗学的建构，陈染、林白、海男自传体与独白式的个人化写作姿态……尤其是，对身体经验的书写。女性的生理、心理经验作为社会禁忌，一直被埋藏在隐蔽的角落，而这些女性写作者，以对自己的身体的发现为突破口，以惊世骇俗的姿态撕裂社会规定的淑女形象，表达对世界、历史和女性的重新解读。
这种“飞翔”表现为锐利的破坏。徐坤的犀利、调侃、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狂欢”与“戏拟”中，表现了另一种女性书写的姿态。
这种“飞翔”还表现为她们对世界的执着的深究。陈染说：“我努力使自己沉静，保持着内省的姿势，思悟作为一个个人自身的价值，寻索着人类精神的家园。”
这样的关键词还在继续。在一代与一代之间，界限仿佛森严，又分明有着同声同息的理解与延续。陈染如此理解她之后更年轻的女性写作者，说自己在她们的“叛逆中却看到一片鲜亮，因为她根本就不屑于再去打碎什么。……我的绝望来自于体制、人群、社会，而棉棉们的绝望真实地来自于自身――对自身生命缺乏节制或控制的后果”。而“80后”女性张悦然如此评价她的前辈：“比如林白，我对她的作品相当熟悉，她的文字有非常强烈的画面感，作品中有许多梦幻般的超现实场景，她的这种‘女性写作’说出了好多女性感受。我读了林白的新书《万物花开》，受到这本书很大的影响，还写了一篇小说。”
横坐标：在角色与角色间穿梭
身兼作家、评论家、妻子、母亲数个角色的安德丽安－里奇，曾深有感触地谈到妇女写作遇到的困难，她认为：妇女的生活与创作存在一定的矛盾，写诗或小说要求审视及提升生活，但生活本身可能与女作家个人追求的生活方式相互矛盾，角色带来的责任也在争抢着女作家的时间和空间。
里奇身在美国。不过，她的切身体会，大约也“环球同此凉热”。文本与生活。文字与责任。女人。写作者。妻子。母亲。……在这种种的角色之间，她们，是怎样的姿态？
在文本与生活之间
要么是像伍尔夫一样忧郁而高贵，要么是像三毛一样动不动跑到撒哈拉沙漠，反正是不食人间烟火、远离柴米油盐，这大约是大多数普通人对于写作女性的想象。
这大约只能称为“想象态错觉”了。这样的例子当然有；但不是常态。
《八十年代访谈录》是女学者查建英选取上世纪80年代引领潮流的11位风云人物，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对话录。在这部话题极其严肃的著作中，有一个小场景却意味深长：“那个夜晚阿城操着他一贯不紧不慢的语调，侃侃而谈，说到妙处，两眼在无框镜片背后发光，然后和我一起笑起来。说来也怪，我女儿平素极少起夜，那晚居然前后两次朦朦胧胧地从卧室里光着小脚丫走出来，难道她在睡梦中听到了客厅里的笑声？每次待我重新将女儿哄睡，回到客厅里，总看到阿城坐在那里静静地吸着烟斗，一脸的安逸。”
这段不经意的题外话，却成为对于女性写作者日常生活的真切表述。
在散文《真实的日子》中，池莉分上午、下午、晚上三个章节事无巨细地描述了自己一天的生活。和女儿嬉戏，写作，准备晚饭……“早上走进我的房间我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时间一到，我就不能继续当作家了。角色要立即转换。写作再顺手，文思再汹涌，也架不住孩子要吃晚饭这个事实。一般我就把要写的东西在纸片上速记下来。然后就得放下手中的活计，扎上围裙扎上头发，然后开始构思菜谱。”
张欣在《深陷红尘，重拾浪漫》的创作谈中剖析自己：“我实在是一个深陷红尘的人，觉得龙虾好吃，汽车方便，情人节收到鲜花便沾沾自喜，……活的至情至性。”
池莉在写作与生活的置换中游刃有余；但显然还有一些女性写作者做不到这样的泾渭分明。对于她们，写作是与世界的通道，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就是生活本身。“以血作墨”，她们用这个凌厉的词语来形容自己拿笔的姿态。来自南国的林白总是生活在自己梦呓般的记忆中，即使走在京城，她也觉得“地铁口通向冥界”，“护城河满是安魂的玫瑰”。她说：“关于我创作的内驱力，我认为可以追溯至我的童年。我三岁丧父，母亲经常出差，我一个人在黑屋子里生活，在与这个世界的隔绝中，自然内聚了许多东西。”“写作使我找到了与这个世界沟通、对话的唯一途径。”而徐坤则在经历了一次婚姻与人生的磨难后，用写作来疗伤：“我已经没有力气再辛辣、调侃和幽默了。我还原了真实的自我”。“写作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和治疗药物，它让我终于敢面对现实，面对生活”。
在作家与职业之间
作家是一种职业；但对于有的女性写作者来说，这还不是唯一的职业身份。
2006年11月，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一时成为坊间热议话题。一向比较低调的铁凝亦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翻开各种媒体，常能看到她那明媚的微笑。但是，在这种喧嚣面前，她保持着极度的清醒：“它是暂时的，很快会过去；更长久的，是作为作家的存在――通过作品跟读者、社会作交流。那才是我的老本行。”作家、女性、官员，这三种身份在铁凝身上和谐地统一，亦提供了观察世界的三种视角。有评论者说：这需要极高的人生智慧。“我必须习惯某个时间段在开会，然后在另一个时间段迅速回到写作状态，这样的状态是对一个作家毅力的考验。”“如果说我有什么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我可以在任何状态下都能回到自己的灵魂中来。”从铁凝的自道中，大约可以略窥一位身兼数种职业身份的女性作家的生活状态。
在京西典雅安静的诊所里，女作家毕淑敏以另一种身份介入生活。从军人到医生到作家再到心理医生，所有这些经历都互相融合，构成与丰富了毕淑敏的人生。西藏的军旅生涯让她有了对生命的感悟，回到城市后涌动太多倾诉的欲望，因此，她拿起了笔。而后，她又攻读心理学博士、开设心理诊所，她如此解释：医学和文学是血肉相连的。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些工作万变不离其宗，都是针对人的自我把握和努力的：医学是要研究人体的结构，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运行的类型和模式；而作家则是要描写人和外界或内在的联系，如人和大自然、人和人、人和自我之间的关系等等……
在文字与责任之间
如果说，作家是以感性的形式在表达对世界的看法的话，另一种女性书写者，是以理性的姿态，来承担一个写作者的责任。
1992年底，在香港出席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时，主持人介绍戴锦华“是中国唯一一个亮牌子的女性主义者。”这话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它起码表现了戴锦华对女性写作热情勇敢、坦荡无忌的姿态。在与陈染、林白、徐坤等边缘化写作姿态的年轻女作家保持同声同息的支持之时，她也在用一位学者的书写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电影理论、中国电影史、女性主义、女性文学、大众文化研究……这些都是戴锦华关注的领域。以电影、文学等艺术形式为激发点，她对社会生活的林林总总有着敏锐的触角，并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
从翻译哈维尔作品开始，身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从事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崔卫平开始了从艺术到政治、从自我到公共、从女性到世界的关注和言说。她为大众媒体撰写的政治和社会评论更在增添着她知识分子的声望。“你如何看待你在世界之间的定位？”有记者问崔卫平。她回答：“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写作者。”
1999年，李银河入选《亚洲周刊》“中国最具影响的50人”。这个看似随和、普通、圆墩墩的女子，声名大噪不仅是因为她是王小波的遗孀，更是因为她“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的身份。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李银河写下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人的婚姻与性的论著，涉及同性恋、多边恋、性倒错……的禁区，为我们描绘出了这个古老国度在世纪之交的性学图景。她的观念与大众的惯性激烈相撞，理解、崇拜她的人称之“hero”，而不同意她观点的人则用激烈的言词辱骂她。但无论如何，李银河无畏的姿态，为人们树立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个案。
在写作者与明星之间
占据2006年第11期《城市画报》整个封面的，是一个静美女子的大幅肖像。长发，休闲的衬衫、裙装与运动鞋，随意地坐在沙发上，大大的眼睛直视前方。这不是演艺明星，也不是商界强人，而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安妮宝贝。肖像旁，是一行醒目的内容提要：“安妮宝贝长篇专访。暗涌，自觉，内省，单纯。”在这篇长达一万多字的专访中，采访者的提问范畴包括对物质、对书籍乃至对烟和酒、对身体等的态度。
彼时，正是安妮宝贝描写几个年轻人在西藏旅行遭际的小说《莲花》热销之时。为了写作《莲花》，安妮宝贝花了几个月时间在西藏封闭写作，并只身走了墨脱。据传，13万字的《莲花》开出了200万的天价稿酬，首印50万册。
钱锺书曾用一句妙语婉拒媒体的采访：“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如今人们显然觉得，认识那只“母鸡”，是有必要的。
安妮宝贝是商业化时代写作女性的一个典型例子，但当然并非唯一。世纪之交，出现了“美女作家”的名词，这些女性写作者的作品一时畅销――虽然在文学界内，她们并没有得到同等的青睐。
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女性作家、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潮为女性写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商品社会的传媒运作使各种出版物漫天飞；女作家的身份成为构造畅销的卖点，出版社、传媒对女性作家备加青睐……这些从客观上促进了女性文学的繁荣，但也带来了人文精神的缺失、“偷窥”心理的滋长、自我复制、无节制暴露等负面影响。戴锦华曾对此有过一番尖锐的形容：“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被书商干脆安上了一幅春宫作为封面；海男的《我的情人们》的封面则是在女作家本人的照片上饰以若干着不同鞋、裤的男人的腿；须兰、赵玫合集的长篇《武则天》，则是一幅被白纱裹着的裸体女人的躯干。”
严肃的学者将这种商业运作称为挑战甚至阴谋，但在商人明星化、学者明星化的潮流中，作家明星化，对于出版者、对于作家本人来说，显然也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在“专业”与“非专业”之间
最近流行一本书《世界是平的》，讲新一波的全球化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变平了，从小缩成微小。
那么，在专业与非专业之间呢？
如果说，以上所列的都是知名的、专业的写作者的话――在浩瀚的世界中，就在此时此刻，还有多少在电脑前与文字共舞的人。
有的是非专业的“著名”人士。徐静蕾在博客中记下自己的喜怒哀乐，吸引了以千万计的点击率；陈鲁豫的《心相约》、洪晃的《我的非正常生活》乃至新近上市的曾子墨的《墨迹》，都成为女性写作不可绕过的文本。
当然，更多的是藉藉无名的人。无论是草根们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还是仅仅为表达情感的需要，在互联网时代，女性写作越来越普遍与日常。“我们这一代人是独生子女，我们的童年比较孤独，因此有更强烈的倾诉欲和表达欲，一堆冷漠的玩具永远都代替不了共同成长的兄弟姐妹。我们会格外地想说，想表达。”张悦然的话，颇能代表这一代年轻女性的写作心态。无论是以家庭、朋友、工作、生活为题材，热衷于写身边细事、个人情绪的“小女人散文”；还是“自传性小说”，如网络写手六六讲述东北婆婆和上海媳妇之间的家庭战争的《双面胶》，都反映了非专业写作的新变化。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哪个女子没有写过吐露心事的日记，绽放情怀的情书呢？写给自己也好，写给读者也罢；博客也好，帖子也罢；谁又能说，从广义上来讲，这不是别一种写作方式呢？
季红真曾如此看待女性与文字的天然的默契：“在人类的延续过程中，女人要付出更多的爱，更深刻地理解着死亡与新生，更细腻地体会到创造生命的艰辛和喜悦。这使她们本能地接近着文学的主题。”“这种文学的天赋，在一生中都使她们平凡的生活焕发出光彩。”此时此刻，也将这段话，送给所有在文字中呼吸、与文字共舞的女性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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