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杲先生是新闻出版署的老领导，1970年代初进入出版管理部门工作，三十几年里，他经历了由文化部出版局，国家出版局，新闻出版署到总署的机构设置与机关名称的变更和出版业的巨大变迁，他是近40年中国出版
在我的印象中，刘杲先生是官味最淡的领导，也是时刻保持探究胸怀对待出版现实命题的学者型领导。我与他的初次交道是十年前的一套“中青年编辑论丛”的出版。当时，我的一些浅论编辑与出版的文字也结集收录其中，张罗此事的湖北人民出版社王建辉（现为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总裁）约我去拜会刚从副署长任上退下不久担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的刘杲先生，向他汇报筹备情况。记得拜会地点在刘杲先生方庄的寓所中，见面之后，不及寒暄，就热情地与我们讨论起出版的大“气象”与中青年编辑的“职业精神塑造”，言谈之中，我发现这位大领导对我们这些小编辑的文章与思路都很熟，显然大部分文章他都认真读过，尤其对书名，一一评点，王建辉的书名是《新编辑观的追求》，刘杲先生与之细细聊起新旧编辑观的分野和职业呼唤，我的书名是《编辑运作与文化建构》，刘杲先生说这个命题揭示了我们这个职业的永恒使命，可以深入探讨下去，如何运作？如何建构？理昭道明，言辞恳切，语义悠长，述说温暖，提携、期待之情溢于言表。后来，刘杲先生为这套小丛书撰写了总序，促成了这套反映中青年编辑职业生活追求与思考的丛书的出版。
有了这次愉快的“拜会”经历，我后来便开始“放肆”起来，有什么职业思考和困惑，都热切希望在他的面前“坦白”，以求得他的点拨和指教。后来，我受程三国总编辑的邀请，加入《中国图书商报》这个新锐的产业媒介平台，于是有了更多的机会向刘杲先生求教产业问题，第一时间听到、读到他关于出版规律的战略谋划和策论，《笔记》中收录的“出版与综合国力”、“加快出版业信息化步伐”“出版社需要引进现代企业制度”等文章，都是在报社的排版间里最先读到的，每次得到刘杲先生的文章，三国都很兴奋，马上让排版间立即排出数份，急匆匆地唤我去看大样，一定会叹言：“文章很精彩，我们先睹为快吧。”于是，我们几个副总编辑便围在照排间里“趁热”啃着先生的“宏文”，遇到“精盐”式的“警句”，手中的红笔不由得在下面标起重点来，忘记了这是待签的大样，也闹得改版员一头雾水，忙着询问：“这些句子要改吗？”当年的记忆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很惬意。不过，从《出版笔记》中的文章发表出处统计，还是刘硕良先生的“手臂”长，刘杲先生的许多重头观点和性灵文字都首发在偏于西南一隅的《出版广角》上，时过境迁，三国和我都已经离开《中国图书商报》，刘硕良先生也离开《出版广角》了，如今重读这些文章，细数着文章的出处，心中依然觉得自责。当年我们对刘杲先生的“组稿”完全应该更积极主动一些呀。
无庸讳言，新媒体、新经济的迅速崛起，传统出版的产业环境发生了巨变，东邻“出版崩坏”的冰霜预警着中国出版业，传统出版的“幸福时光”正悄悄地逝去，可不是吗？20年超常发展带来的“过剩经济”的阴影驱之不散，“鞭长屋窄”的窘迫和失落令人惋叹，边缘化、分众化、粗俗化的趋势滋长，文化使命与商业逐利追求之间的张力越绷越紧，出版资源环境、版权保护环境、商业结算环境日益恶化，行业内困惑，乃至悲怯的“歌谣”由弱渐强。我们正面临着一道陡峭的“产业斜坡”和“职业斜坡”，关于中国出版的每一点思考与研究都必须直面这一切，必须倡导务实之风，建立“问题导向”与“方法导向”，刘杲先生的《出版笔记》通篇都是基于“问题”的思考，基于“方法”的探讨。包括他在政协会上的呼吁，在发行协会、编辑学会的年会、纪念会的主报告，各种职业培训班上的主题发言，与出版发行专业学生的座谈，接受媒体的采访，为他人专著、译稿、研究文集做序，友朋往来的信札，每一篇文章，每一行文字都流淌着他坚定的信念和平朴的智慧。细细品味，刘杲先生的文章是耐读的，青松映杨柳，既有原则，又讲权变，让人警醒，更催人求索。
早几日读夏绿蒂・弗思（Charlotte Furth）三十几年前出版的一本传记《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卷首有一首七言诗，是丁文江1935年12月5日吟就的“麻姑桥夜眺”。全诗为：“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很显然，诗的意寓全凝结在最后一句。当时，我很想用它来比附阅读《出版笔记》时对刘老其文其人的感悟，细想起来有些不安，丁诗作为自己人生烛照的佳句饶有深韵，却没有走出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臼套，不可否认，“置身山中”自有它俯仰呼吸的优势，抬高“山外”观山的境界就一定要贬低“山中”坐卧的慧悟，这样的理解未必恰当，于是妄自改动了两个字，变成“出山犹如在山清”。
后来，改动的诗句做了这篇文章的标题。
《出版笔记》，刘杲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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