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因在20世纪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算得上是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之后的第二代分析哲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2000年以来，蒯因、斯特劳森、戴维森相继去世，分析哲学大师级的人物恐怕仅剩下达米特一个人了。在这里我不想再讨论蒯因对哲学的贡献，而是想借蒯因的一个说法谈谈哲学与哲学史、特别
罗蒂在1981年写过一篇文章《今日美国哲学》（后来收入论文集《实用主义的后果》，1982），一开始就转述了蒯因的俏皮话：人们出于两个原因研究哲学，一个是对哲学史感兴趣，另一个是对哲学感兴趣。按照罗蒂的看法，蒯因这句话的意思是，哲学正确的任务是解决一系列可以辨别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自然科学的活动和结果。
六卷本的《蒯因著作集》中，我们很难看到他对哲学史的兴趣和论述。只有像《经验论的五个里程碑》、《从刺激到科学》的第一章等少数论文有寥寥几笔涉及哲学史。最近我读到美国哲学家Ernest Nagel在1936年写的一篇长篇文章《对欧洲分析哲学的印象与评价》，Nagel在30年代访问了剑桥、维也纳、布拉格，对新兴的分析哲学做了很全面的综述，他对分析哲学特点的概括，至今仍然符合人们对早期分析哲学的一般认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蒯因自己说他在中欧获得了新生。也许可以说，蒯因就是在这样悄然形成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十分认同这种分析传统。
可是，从现在看来，蒯因本人也进入了哲学史的范围内，这就是说，他的著作被当作分析哲学的经典而得到反复深入的研究。一个对分析哲学感兴趣的学生要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读到卡尔纳普、蒯因、斯特劳森、戴维森等等。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读懂这些哲学家的著作，其次才是以分析哲学的方式去解决哲学问题，而大多数人通常是以诠释这些大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为主要工作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蒯因那句俏皮话的反讽了。
这其实促使我们更多地去反思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不能再遵照黑格尔的教诲，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蒯因的那句俏皮话更把黑格尔式的进路推向了反面的极端。
不过，在另一方面，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美国大学哲学系，在直至今日的法国、德国，以及在今天的中国大学哲学系，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思想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在这个意义上，蒯因的那句俏皮话能够成为一支解毒剂，使我们在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我说的这些，就是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中国大学哲学系里非常重要。
蒯因著作集（6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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