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样翻新而层出不穷的学术腐败，在学术研究界似乎已经见惯不惊。如果有谁想对此现象加以挞伐，却往往会遭遇一种看似非常有力的反驳：现存的各种体制在那里明摆着，你能要求我们怎么办？某些高校对文科博士生要求在读期间必须发多少篇CSSCI或者中文核心刊物论文，发表学术论文本无可厚非，因为博士生发论文是其科研
任何刊物（包括纯学术刊物）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本无需任何人非难，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学术刊物一旦与权、钱挂钩，刊物的所谓“学术性”自然就有了太多非学术性因素的加入。而研究者呢，也在借口“体制”的无奈中完成与刊物的另一种心照不宣的合谋：一个愿挨，一个愿打，并且还其乐融融。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双重合谋却都在“学术”的名义下进行。如此循环，即便“学术打假”，恐怕也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实际说来，反驳者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承认并正视如今学术体制的许多地方不够完善，我们也理解并同情于学术研究者的太多现实无奈，但在这样的承认中我们却分明感到学术研究领域缺乏一种更加宝贵的东西：学术勇气。
学术勇气不是天马行空般的放言无惮和口无遮拦，也并非一套“新”的“后”的时髦话语的夺人炫目，更不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大话”和“解构”式的虚无主义“勇气”。表面上看，在许多人心目中学术研究应该贯穿着严密的逻辑思维，有着完整的论述结构，运用客观的叙述话语、大量的引证和细致的材料分析，再加一个鲜明的表明自己观点和立场的结论。我们无法否认这样做的有效性，但我们也应注意这种看法的片面性，它反映了多年来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和一种典型的学术研究模式。尽管我们也不必讳言这种研究模式在某些方面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却分明是以牺牲研究者的主体性、牺牲人的独立思考为根本代价的，从而使学术研究变得僵硬乏味，我们从中看不到研究者的个性，看不到新的发现，体验不到阅读的快感与收获的乐趣，有的是千篇一律（雷同、似曾相识感）或者不知所云（搬弄新名词、新术语，非中非西）。而真正的学术研究必然灌注了研究者的学术勇气，读《谈艺录》如此，《嬗变》如此，《远游的诗神》如此。读这些著作，是一种轻松的“负重”，一种快感后的激越，一种提升和一种对学术的向往。而这些正是优秀的学术研究应该呈现的品质。
遗憾的是，在如今这样一个众口言说“多元”的时代，“多元”成为一些研究者逃避学术勇气的漂亮遁词，以为任何个人的声音皆可以是其中的一个“元”。众所周知，80年代的方法论热，大量引进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虽然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事后我们回头仔细打量，就会发现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热闹背后，研究者的学术个性、主体感受和生命体验等等几乎完全被淹没了。而且还助长了90年代以来学术界普遍的浮躁心态，学术研究的价值和趣味受到了极大的贬损。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例，尤其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的兴起，李欧梵、王德威、刘禾等一批海外汉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以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当我们从一套西方的名词、术语的迷恋中走出后，却又不经意地落入这些有着中国文化背景的汉学家无意留下的陷阱。这批人以其凶猛的来势几乎笼罩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使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几近丧失了与之对话和质疑的能力。有一种心理值得注意，即我们一听到“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等等话题就自我警惕起来，其实这正是一种主体孱弱和缺乏学术勇气的表现。它肯定有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但同时由于它范围“中心”的局限，当用来解释另一种文化和文学现象时必然会遮蔽一些东西。我们只有从自己的文化和生命体验中生长起与之对话的能力，才有益于本学科的蓬勃开展。对研究者而言，学术勇气的匮乏将使自己被放逐于真正的学术之外，从而坍塌自己的学术立场，要再走回头路恐怕就难上加难了。而那些坚定自己的学术立场，永不放弃主体的自我思考和生命体验的学人，反而会在这样的时期以自己的感受、体验增进学术勇气，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得以扎实推进，也从而为整个学术研究保持活力，他们才堪称学术界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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