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气象万千，日趋多元化。史学界自然也不会例外。但是，不管用什么方法研究历史，实证是基础。回顾近百年史学发展史，及当前史学现状，史学界有三种人：一种是空谈方法，或几句理论走天下，或长途贩运，倒卖洋人牙慧，满口空话，云里雾里，我曾著文形容此辈似《红楼梦》里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再一
我在史学界默默耕耘数十载，虽然成果无多，作为梁启超的再传弟子，借用谢国桢师叔的诗句，真是“白头愧煞老门生”。但是，自问这一点还是肯定无疑的：牢记陈守实、周予同、谭其骧诸恩师教导，始终重视从第一手史料入手，研究历史。我主要研究明清史，但在我的著作中，很少甚至根本不引《明史》、《清史稿》，因为我一向认为，这两部史书，是二手史料，编撰时依据的实录、档册、文集、笔记、家乘、方志等，现在几乎都能找到，这才是第一手的、更可靠的史料。以我的长篇学术论文《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为例，有一百多条引文，无一条是《明史》、《清史稿》，其中康熙原刻本《山志》、《砥斋集》、《受祺堂诗集》，都是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部珍藏的稀见书，我也
是第一个读者，对揭开顾炎武在北方活动的真相，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本文曾先后得到陈守实、周予同、蔡尚思、黄云眉、谢国桢、王毓铨等前辈的首肯，其中的重要一点，自然也是对我开掘稀见原始史料的肯定，令我终身铭感。
但是，时下商业大潮扑面而来，钱流滚滚，学人要搜集稀见史料，谈何容易！即以我的工作单位历史研究所而论，80年代，明、清刻本，可以借出阅读、抄录、复制，分文不收，抄本、稿本，也可浏览。只有小学文化、靠自学成材的武新立先生，利用所中所藏善本书、稀见书，刻苦研究，出版了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明清稀见史籍叙录》。但现在，即使我想复制老前辈也是老同事谢国桢先生捐给所内的明、清刻本，也要付钱，且价格不菲。而那些国字当头的图书馆、名牌大学图书馆、省市县级图书馆更互相攀比，把明、清刻本每页复制费涨到五、六十元，最高达80元，而且公然只允许复制全书的三分之一。有的图书馆虽网开一面，允许全部复制，但必须立下字据，保证不出版。
这种混乱无序状态，使善本书的读者望门却步，妨碍了学术发展，也败坏了图书馆的声誉。有些图书馆虽自产自销，出版了一些古籍，但由于并不懂史学，最有史料价值的不印，没有史料价值的却一印再印，显然，当前国内管理、使用善本书的不合理状态，亟等改变。从根本上说，有待国家立法，才能打破垄断，制止乱收费的歪风。所幸在今春召开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历史学家白钢教授，采纳笔者建议，已正式向大会交了相关提案，并有王洛林、陈高华、李君如等十余名委员联署，而且提案已转交全国人大法工委处理，使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同时，也应当发扬我国学者与出版家联手，出版各种稀见史料丛书的传统，千方百计，把珍稀史料挖掘出来，为文史学者及爱好者服务。我虽不学，亦有志于此久矣。
去年春天，我在漳州讲学后，承蒙友人陈支平教授招待，在厦门大学小住。与厦大出版社副社长、明清史同道侯真平先生谈及此事，观点相同，一拍即合，拟编辑、出版《中国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把搜集到的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的稀见史料，影印出版，并对每本书写学术解题，指出版本源流、收藏情况、史料价值。作为学者，我们固然重视版本，无论是明刻本、清刻本，还是稿本、抄本，已经编入某些丛书或单独出版的，一律不收。但是，我们与纯粹版本学家的眼光有别，不是说书越早越好，而更重视其史料价值。例如，明刻本的《史记》、《资治通鉴》，当然珍贵，但对我而言，几乎没有用处，我的书架上有中华书局印本，足可阅读、引用。而有些清代关于应付科举考试的读本、参考书，历来不为重量级图书馆重视，不收购、入藏。但是，时下研究科举制度成为显学，这些流传在民间的书已越来越少，成了稀见书，印出来自有重要参考价值。依版本学家的传统眼光看来，清末、民国时期的铅印本，不能算善本书。但在我们眼中，因于种种原因，这些书存世已稀，而且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也应予编入。至于民国时期、特别是其中抗战时期的稀有文献，无论是铅印本、油印本、手抄本，都应列为新善本，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都应影印出版，提供给学术界。我与侯先生的这些共识，得到了厦大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决定出版这套丛书，并很快与我签定了出版合同。
我并非藏书家，但寒斋也有几十种稀见史料。有的是亲友所赠，多数是历年、特别是近年在京中、山西、江苏、湖北等地古董店、地摊觅得，所费不赀。去年十月，在武汉购得几部稀见史料，兴奋不已，刚返京抵家，即接到武汉友人来电，说有多个农民进城摆摊卖古书。次日一早，我又飞回武汉，果然大有收获。古稀之年，风尘仆仆，甘苦自知。至于在几所名牌大学图书馆的遭冷眼，一无所获，心中怏怏，又无可奈何，这里不说也罢。“有志者事竟成”。在史学界、文化界友人及图书馆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下，我与出版社共同努力，终于将这套近二万页的丛刊编成，奉献给读者。限于学力，书中解题或有不妥，倘蒙海内博雅君子垂教，则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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