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国外孔子学院蓬勃发展、一派兴旺之景，已让国人兴奋不已。接着又传来美国中学增开汉语作为选修外语的消息，更是让人激动万分。然而，形势果真如此大好吗？3月22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请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代理会长菲盖拉教授作了题为《多元文化的规则：以美国的印度研究为例》的演讲。她从自
菲盖拉教授是美籍西班牙人，曾经留学法国，却钟情于梵语文学研究。熟练掌握五门外国语、丰富的求学研究经历，使得她本身已经成为多元文化的一个载体。而少数族裔的身份、研究领域的边缘化，更使她比旁人多一份敏锐，去感受各种微妙的文化关系。她将美国比作一道色香俱全的多元文化拼盘，问题是，谁将是美味的消受者？或者更进一步说，谁的手里握有评判的决定权？
众所周知，印度裔的美国人，如今正向国家交纳着最大份额的税收。近些年来，随着公共拨款的减少、资金流入的大幅下降，美国大学开始自谋生计，越来越多地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富豪身上。为了得到更多的捐助，学校的课程设置、研究项目就必须尽可能地满足投资者的需要。没有人研究印度的伊斯兰教，也没有人研究印度的耆那教，是因为大部分印度裔富商对这些不感兴趣。学者们都忙于钻研印度教，不是自己的志向使然，而是投资者决定该教给学生什么。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区域研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资金持有者的意向决定了整个学术界的重点和方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多元文化是被当作商品来消费的，其生产也必须以市场为导向。
美国政府正式将多元文化模式作为一种体制确定下来，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它是经典再阐释运动产生的结果之一，目的是让少数族群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公众开始承认，美国的历史不只是由一个民族（盎格鲁・撒克逊）或一种语言（英语）建立起来的，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还有拉丁美洲人，他们同样付出了血汗和智慧。其实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他们只想研究自己。对中国文学感兴趣，仅限于在美国用英文写作的华裔作家的作品。研究非洲文学，也仅限于生活在美国的非裔作家的英文作品。异域文化，可以是一个猎奇的对象，可以是一个审美的伊甸园，独独不是需要辛勤耕耘、深入钻研的东西。美国的教育鼓励学生去接触不同的文化景观，却不赞成他们去咀嚼、消化其中的精华，不求甚解是最好的状态。在菲盖拉教授任职的乔治亚大学，一位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申请开设中国小说课。教授很惊奇地问他，以前怎么不知道他对中国小说还有所研究，不是不会汉语吗。他答道：我研究莎士比亚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方法，而中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凭着这个联系，应该可以上课。教授开玩笑说，那么她自己是研究印度的，与中国隔得很近，更有资格来教中国文学。
在美国校园里，行走着各种不同肤色的学生，讲台上的老师也拥有不同的背景和出身。这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和谐、宽容。然而，菲盖拉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只是一种伪装，或者说一种假象。美国人假装对他者文化感兴趣，其实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种自我的心理安慰；文化的多样性，能够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满足和自豪感。这似乎与中国“叶公好龙”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欣赏的并非真正的异域文化，而是异域文化在自我心中的投影。
菲盖拉教授还谈到了自己经历的职业选择上的种族主义。她曾经在一所学院找到教梵语文学的工作，可是四天以后，当她准备上班时，发现这个课已经被取消了。于是她找到校长，问他打算怎样处理自己。校长看了看她的名字，建议道：西班牙人不如教西班牙语文学吧？也不断地有很多人问她，为什么不做女性主义的研究，既然身为一个有色人种的女性？
这些年来，全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表面上心态是更开放了。但在菲盖拉教授看来，情况反而不如几十年前。那时候，对弱势群体、对他者文化的忽视是赤裸裸的，谁都能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而现在，打着互相尊重的幌子，其实是更顽固的自我中心主义。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缺乏对他人的尊重、对异己者的宽容，只认为自己是重要的。文化多元，只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
菲盖拉教授的演讲，也许可以让我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更多一点思考，而不是盲目地乐观。想起启蒙时期所希冀的理性千年福祉王国，到现在也没能实现，于是开始认识到它只是一个乌托邦。今天所企盼的多元文化的共同体，是否也只是一个梦想？在教授的演讲中，她似乎道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一种文化必然有一个核心的真理，而身在其外的他者是很难领略到其精髓的。谁才有权力替这个文化发言？而对一种文化要研究到怎样的深度，才能算作不是“装作”对其感兴趣？教授希望的是，扎扎实实学习他者的语言、研读他者的文本，尽量了解一个更加贴近真实的异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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