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王立群教授依据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的讲稿写成的。粗读一过，感觉全书具有专家功力、通人见识、文士笔法三大特点。
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过一个史学专家的标准：无一字无来历。亦即说话要有根
此书的一大优长，就是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书中讲到，汉武帝的奶奶窦太后，拿出一本《老子》，没好气地向一位博士发问：“你知道这是什么书吗？”博士瞟了一眼：“此是家人言耳！”老太太一听，腾地火起，当即下令：把这个家伙扔到猪圈去，让野猪咬死他！
什么叫“家人言”？何以让老太太如此恼怒？王立群教授随手写道：“家人言”就是“婆婆妈妈的老百姓才喜欢的通俗读物。”（第66页）
这一解释的依据，限于体例，书中未作任何说明。其实，在钱锺书的《管锥编》中，对“家人言”有细腻的考订（第372页），结论与王教授一致。
又比如，汉武帝曾经“踞厕”见大将军卫青。“厕”，有人说是床沿，本书则径作“卫生间”。对此，《管锥编》也提供了证据支持（第369页）。
这就是专家品格。他的每一句话，虽然未表来处，却都力图以学术做根基。甚至在某些议题上保持沉默，也会有学术考虑。笔者惊奇地发现，在这部讲《史记》的书里，居然无一语涉及司马迁的生卒年。诚然，这是个有分歧的问题，卷舌不用胜似轻下断语。
专家品格与“家人言”并不矛盾。因为，通俗不是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而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其前提，是功力。有功力垫底，通俗才不至于变成滥俗，才不会变成婆婆妈妈的胡言乱语――尽管滥俗时常冒充通俗，婆婆妈妈的胡言乱语同样需要有半瓶子醋垫底。所以，通俗不是专业水平的堕落，而是专业水平的升华，是专家向通人的跨越。
“通”，就是看穿、看透。中医有“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说。司马迁考上古之史，特拈出“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字。只有心知其意，才能做到通，才能区分“通俗”与“滥俗”。《史记》中有一位廉洁而无耻的佞人，名叫公孙弘。王教授评价此人，说他打通了隔在“法家跟儒家之间的那堵墙”，是“外儒内法居”（第120页）。千古流传的司马相如、卓文君良偶佳缘，在王教授笔下，居然成了“劫色劫财”的“千年一骗局”。书中此类“通透”的断语，难于缕举，却一一印证着古人所称道的“读书得间”、“谈言微中”，映现出作者的通人之识。
“通”还意味着打通古今。杀人不眨眼的酷吏张汤，居然有温情偶现的时候，主动给部下“摩足”。王教授告诉读者，张汤最后倒霉，就倒霉在了给部下“做足疗”这件事上。“足疗”一词，放在十几年前，读者或许不知所谓。今日读来，发噱之余，不能不叹作者与古为新之妙。人们所滥熟的克罗齐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似乎又生发出了新的意涵。
不过，此书最大的特点，是顺着《史记》讲故事。它采用纪事本末的体裁，运用古代白话小说的结撰方式，将分散于《史记》各处的史事汇聚到一处，构成一个个相互关联而又独立成篇的故事。在故事的铺叙过程中，作者一边调动和制造紧张情节，一边不断地插入分析、推断、渲染、想象和俏皮话，让人油然产生一种在游乐场坐过山车的上下起伏之感。笔者经眼之处，竟然时常屏住呼吸，继而拍案称奇，深感作者“会说书”。我甚至觉得，说此书是王立群教授根据《史记》而改编的一部文字版“汉武大帝”电视连续剧，亦不为过。
这是一种文士笔法。其用意，当然是为了契合“百家讲坛”之功能，增加可读性。相对来讲，由于过于关注故事和情节，所以对司马迁之意匠经营、文心之妙，则甚少着笔。如窦婴、田?一节，作者分析双方矛盾之你来我往，来龙去脉，已近乎题无剩义，却于司马迁修辞之微，未着片语。尽管说，故事精彩，乃源于司马迁原文美妙，但笔者总觉得，所谓“读《史记》”，似应包含较多的文本赏析。
不过，笔者对此书的意见，是觉得某些解释还不够圆融。司马相如“骗财骗色”，前提是本人才貌双全，能使文君相悦。小儿刘彘终成汉武大帝，前提是身心健全，孺子可教。倘非如此，恐怕任凭机关算尽，也是枉然。而且，司马迁写司马相如，曾经依据司马相如本人的自叙。在自叙中，司马相如并未讳言“窃妻”之事。所以，钱锺书说，司马相如的自叙堪称“天下《忏悔录》之开山”。这些要素，须交待周全，才够圆融。此外，《白头吟》是否为文君所作，文君作此是否缘于夫君“包二奶”，王教授当然清楚全是悬案，然曲为之说，不能不露牵强之痕（第203页）。
又如金屋藏娇的故事，王教授前面说此事出自野史，只能姑妄听之（第21页），后面却又有坐实之意（第219页）。同样，汉武帝的母亲王美人隐瞒婚史一事，仅是王教授的推断（第17页），却大有定谳之意（第35页）。
有些解释，倘能得意忘言，自无不可，但按字死扣，却颇有歧义。如第195页，司马相如偕爱妻回到临邛，“身自着犊鼻?，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书中解释：司马相如“系着大围裙，和伙计们一块洗碗。”但据已故秦汉史权威陈直先生的《史记新证》，司马相如洗的不是碗，而是铜器兼瓦器。“犊鼻?”则是一种“精短便于操作”的裤子。是否“系围裙”，不知也。第84页引汉奸中行说的话：“必我行，为汉患者”。这里的“必”，钱锺书译作“如果”，王教授则译为“一定”。
有些话值得商榷。如第55页讲愚民之术，谓“秦始皇焚书坑儒，不准读书；汉武帝允许读书，却只准读儒家的一类书”，鞭辟入里，然未合乎史实。第56页说汉武帝晚年迷恋黄老，烧香拜佛，第141页说武帝打僧家旗号，同归一揆。汉武帝时，佛教尚未东传。有些地方，笔者没有读懂。如第255页：“秦行郡县，不王不藩，是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封建体制。”此外，书内尚有个别错字。
我得承认，上述诸例，纯属求全责备，难免“痴人前不得说梦”之讥。其实，一部优秀著作，是不容死句参禅的――虽然苏东坡说过：“须知酣放本精微。”就《史记》的解读而言，我以为有两部书最值得向一般读者推荐。一部是李长之先生所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部就是本书。
在李长之先生笔下，司马迁是学术上的汉武帝，汉武帝是政治上的司马迁。或者说，汉武帝相当于亚历山大，司马迁相当于亚里士多德。如果我们想认识司马迁，就不能不读李长之。如果想认识汉武帝，则不能不读王立群。套用李长之先生的话：汉武帝和司马迁共同表现了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而又苦闷、深情的大汉精神。而司马迁，尤其让我们听到了人类心灵真正的呼声。我们在王立群教授笔下所感受的，也应该是这种呼声。
《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王立群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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