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凡尔纳的《80天环游世界》，很为主人公福格的非凡能力所折服。为赢得一次打赌，福格居然在80天内绕了地球一周。这在那尚不知“神五”、“神六”为何物的少年眼里，是“不得了”也“了不得”的，更何况环游路上的各种奇幻神秘的异遇呢？最近，读到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纵目传声》，又找到了少年时代豁然
当然，这样的种种说法都是看人挑担不吃力。作为一名文坛行者，郑先生浸润其中跋涉多年。他早年从台湾政治大学西洋语文学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在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前，他是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组主任和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穿梭来往于世界各地，与国际文坛大师级作家的翻译访谈，在世界文坛结下了丰沛的人脉。这样的经历养成了他极高的文学鉴赏眼光，而且还交游广泛、不拘一格。自1980年开始直到21世纪初，华语文学圈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归属情有独钟。不少媒体更把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作为重点报道。众多的评论和分析中，郑树森的评论文章以其内容丰厚，评论中肯而独树一帜。他所预测和分析的世界作家也大抵八九不离十前后得奖了。和很多一味吹捧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不同，郑树森对诺贝尔奖只持平常心看待。他考订列举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退稿纪录，甚至用“死吻”来形容诺贝尔奖获得者之后事，这样的戏谑和调侃剥离了人们在诺贝尔奖和世界级作家身上附加的过度权威和炫目光环。他强调人们要回到作品上，寻找文学本身的魅力。郑先生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论因此也成为台湾《联合报》的专栏特色。虽然如此，郑先生并没有一直在诺贝尔奖的范畴内打转，更不是一直流连于主流的英美文学，他把目光投向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作品。于是，一些被遗漏的陌生的杰出作家逐渐成为人们书架上的“座上客”。郑先生就是这样成为世界文坛的信使。
取得这样的成就，与时下中国不少学术成果不同，郑树森的工作并没有纳入某个社科规划或者得到某某研究基金的支持。他完全是自己喜欢。是的，有什么敌得过“爱”呢？有人说，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而真正热爱阅读的人在如今也日渐稀疏。想读书的心终究抵不过浮躁和功利的诱惑。写书的人越来越轻浮，而看书的人越来越没有耐心。以郑先生的博闻强志，阅读和学习仍然是他的全部生活。对于阅读，他是到了“痴迷”境地的。在他的眼里，没有无用的书。每当别人请他开列推荐书单，他总是觉得无从列起。因为在他看来，好的作家作品实在太多。他认为只挑读少数作家是偏食，易有营养不良的危险，来者不拒，做一个杂食者更有助于培养甄别和
挑剔的能力。这也就养就了他在阅读上，始终怀抱着俯瞰的雄心和气势。作家、诗人痖弦曾说：“我感觉他这个人好像是为文学而生，除了敬谨严肃地工作，几乎一无所求。”郑先生的学问既博且专。写《张爱玲・赖雅・布莱希特》一文时，他除了参阅研究赖雅的专著外，还对其生平、文艺成就、文坛交游及身后遗稿涉及张爱玲的部分，耗费大量时间进行资料翻检，他甚至还动用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等处的赖雅档案。为了求证张爱玲的出生日，他直接向张爱玲服务过的加州大学打听，核实张爱玲亲自填写的档案。无论是著一篇短文还是究一个细节，他都不畏辛劳。文学于郑树森而言与其说是一种兴趣更像是一种信仰。
即使是这样认真考证得来的材料，郑先生的文字确是简洁明快的，决不拖泥带水故作学究气。从《文学地球村》到《纵目传声》，郑树森的文章都很少有注释。他的文章好像生来就是为别人的研究提供注释的。他记忆力好，又博学，什么小说、诗歌、电影、建筑在他的手上都信手拈来，又都各又出典。我常常见到有港台来的学者或者与港台学者联系密切的学者，讲到港台或海外文讯，只要谈到最近郑树森怎么说，再热闹的饭局，听的人立马静下来，没有不同意见的。而且，不用多久，这样的饭局消息就是某个重要文章的论据了。
郑先生不大到内地。现在，他的新书来了，没有机会与这样的文坛信使饭局聊天的，与他的书约会也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纵目传声》，郑树森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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