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说我是个幸运的人。可是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顺应着命运指引的方向，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努力把它做好。如果一定要说自己幸运的话，我想那是因为自己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好人，每当我走到人生
许多媒体在报道我的经历时，经常会提到这样一个细节：1977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一次接见外宾过程中，谈到人才培养问题时，自豪地说：“我们有个8岁的娃娃，已经能拉外国的、大的小提琴曲。我看学校可以提前录取。”那一年，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的这句话，也许我这个年龄不够招生条件的8岁小孩儿就与中央音乐学院擦肩而过了。
实际上，作为当事人的我，有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上音乐学院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直到1996年，我才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那时是我在美国留学的第七年。那一年，我第一次回国举办个人“音乐周”。因为我是第一个举办大型音乐周的音乐家，所以北京主办方把宣传工作做得深入细致。他们请来了我的父亲，让他谈谈我的音乐经历、我小时候的故事。于是，父亲打开话匣子，讲了很多很多我的事情，并且第一次提到了邓小平。
父亲说，那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和老师听完我拉琴之后，就让我们回青岛等通知。可是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一点儿消息。后来，我父亲就忍不住给中央音乐学院的赵氵风院长写了封信问这个事情，结果院方回信大体意思说希望不大。
这个过程在当时其实是十分复杂、充满了传奇色彩的，用现在的一句俗语表达即是：“惊了天了!”原来，当时音乐学院里就“录不录取我”的问题出现了两派意见，“反对派”认为不符合招生规定且没有先例。赵院长面对争议无法定夺，便去找音乐界的元老李凌。李凌是个非常爱惜人才的前辈，他听了这件事情后，特别着急，然后就让他的女儿把这件事告诉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希望毛毛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跟邓老反映一下。看看邓老有什么意见，后来其实也没有抱什么希望，他们也只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些途径，是不是能够促成我来上学这件事情。结果谁也没有料到的是邓老在随后的一次对外公开讲话里提到这件事情，当时的《参考消息》登了这条新闻。之后音乐学院的领导就把这条新闻作为录取我的一个依据。就这样，我在8岁的时候，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成为该院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学生。从那时起，我真正走上了一条专业的音乐之路。
不过，关于这段历史我还听说了另一个版本。
2003年9月，我回国演出时，听说音乐界的老前辈李凌(现已去世)身体欠佳，于是我前去探望了他。当时，李老已经90岁高龄了。他那天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跟我聊了很长时间，并且谈起了许多往事。从他那里，我才揭开了当年我被破格录取的谜底。
原来，父亲那年带我来北京时，先是找到了时任中国歌剧院书记的李凌。李凌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创建人之一，也是中央乐团的创建人之一，是音乐界的元老。他在听过我的演奏后，非常喜爱，立即让女儿妲娜把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还有几个教授叫来，一起听我拉琴。我当时拉了布鲁赫协奏曲和其他一些世界名曲，当时大家都认为非常好，说将来可以到音乐学院学习。可是李凌认为，现在就不能让孩子走，该直接留在北京学习。那时，中央音乐学院没有附小，大学、中学的招生工作也是刚刚开始恢复，文化课教师、生活教师都没有，接收入学困难很大。
没有别的办法，李凌只好给邓老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他，请他帮助想想办法。后来妲娜打电话给邓老的女儿毛毛，知道邓老见到了信，正在与有关单位联系。后来据说邓老三次委托秘书和办公室给音乐学院来电话，询问如何解决我学习和生活的问题。邓老的秘书在电话里对音乐学院的领导讲，邓老希望音乐学院能培养这个孩子，尽可能地给他创造条件。有一次甚至说，邓老讲了，孩子很小，生活上不能自理，需要找保姆来照顾，这个保姆费由他来出。就是在邓老的亲切关怀下，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了我。
1977年12月，新华社的“内参”上，曾详细刊登了邓老关于“8岁娃娃”的详情。他当时的那番话是对美籍华人、著名记者王浩先生讲的。邓老说：不仅要重视教育，还要在教育方面进行大胆改革。最近，我们过去的一个老院长发现了一个音乐人才，孩子刚刚8岁，就能拉外国的大协奏曲，很好，要让各方面重视，应对这样的孩子进行特殊培养。当时，中国刚刚粉碎“四人帮”，国家百废待兴，急需人才，邓小平的谈话，无疑表明了他重视人才珍惜人才的态度。新华社就此事发了“内参”。从这短短的一段消息中，许多音乐界的人士感觉到音乐人才的春天真的来到了。而我便成了最早沐浴这和煦春风的幸运儿。
其实，我并不想探究以上两个版本哪一个更接近事情的本身，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只是想说当一个人向成功迈进的时候，只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在他背后一定有很多支持他的人们。我想，我会永远记住每一个曾经帮助我的人，并心存感激。
就这样，8岁的我告别了青岛的家人，进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在学校里，我才隐隐觉得自己有点儿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以往中央音乐学院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录取学生，而我当时才是一年级学生。那时候，我每天上文化课要自己一个人去北京实验二小上；在我的周围全都是比自己大的同学，没有一个同龄的伙伴。看起来，我比起同龄孩子是有些特殊，也挺孤独的。可是每次回想起那段时光，好像全都是快乐的记忆。或许我当时年龄太小，脑子里还没有那些概念；或许我骨子里就是个乐天派，而且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对音乐之外的东西比较迟钝。
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的“迟钝”是个缺点。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能在中央音乐学院里专心致志地跟着王振山老师学习小提琴，11岁时被世界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选到他在英国为天才儿童创办的音乐学校学习；1987年，在我17岁时夺得第34届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成为夺得国际小提琴艺术最高奖的东方第一人。还是因为我的“迟钝”吧，当我在1989年转赴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深造时，面对种种困难，却仍能坚持自己的选择，甘愿忍受从事小提琴专业的清贫与孤独，一心专注于自己的学业。
有意思的是，从我1978年到1989年在音乐学院学习的l0多年里，就连知道内情的王振山老师都好像跟我父亲商量好了似的，他俩谁都没跟我讲起我进音乐学院的这段特殊历史。我为此曾经询问过他们，得到了差不多的回答：不想让我从小感到特殊，感到与众不同。所以，虽然我很小就受人恩惠，但我全然不知内情。1996年，当我在音乐周上第一次听说了“我的故事”后，非常吃惊。因为，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我今天的一切都是自己勤奋努力的结果，至于我被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当然是因为我的琴拉得好。我从来没想到，我的这些经历会跟一位政治领袖有关系。因为从没有心理准备，所以，我首次听说此事之后最突出的感受是像听了一个传奇故事，不敢相信这件事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后来当我慢慢冷静下来，才接受了这个事实，感觉自己真的很幸运，而带给我幸运的人竟然是这位老人――邓小平。
也是在这次音乐周上，我见到了来听我音乐会的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邓榕)，这样我们就算认识了。以后，我们偶尔通通电话相互问候，再后来也曾见过几次面。其实，我那时一直有个念头，想找机会跟毛毛谈谈我的事情，表达一下我内心对她父亲邓小平的感激之情，却总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但谁也没想到，在我认识毛毛的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2月，邓老就去世了。记得那时我是在美国的家中，当我从电视新闻中得知这个消息后，一时间，震惊、难过、自责、遗憾……各种感觉涌上心头，我连忙给毛毛发了一个唁电，表达了我无尽的悲伤和永远的感谢。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非常遗憾，那就是我永远不可能当面对邓老道声“谢谢”了。多年来，我曾多次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出入的地方演出过，我相信邓老一定听过我的现场演奏。也许他已不记得当年他曾提到过的这个“8岁娃娃”，因为受到邓老关注和提携的何止一个“8岁娃娃”、一个吕思清!不过，我相信如果邓老在天有灵的话，一定能够感知到吕思清这份迟到的谢意。
常常有美国朋友从中国旅游返回，大都会露出同样的表情――惊讶于中国发展之神速。自然而然，大家会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谈到伟人邓小平，美国朋友异常佩服邓小平政治家的胆略和远见卓识。在中国，是邓小平把大家指引上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二十几年改革开放，中国才有了今天的富裕和繁荣――这是我和所有旅居海外华人的共同骄傲。更让我感到自豪的是：在我的故事里有邓小平的名字。
每当我重读毛毛送的她写的书《我的父亲邓小平》时，总会感慨万千。邓小平不愧是位伟人，他一生历经磨难，三起三落，却始终铁骨铮铮；他坚忍不拔，不屈不挠。这一切都是源自他对国家对人民对他所从事伟业的无限热爱。这位伟人的奋斗足迹，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自己挚爱的音乐道路上坚守一生。
为此，这些年来，我从没有懈怠过一天，全身心地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古典音乐的传播。因为我知道自己身上寄托着太多老前辈的关切和期望。我几乎成了一个世界公民，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世界各地奔波，演出、录专辑、参加一些重大的国际音乐节活动。迄今，我已经在国内举办了三次“名家名琴名曲”展演会以及“火红的年代”音乐会系列，先后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演出。今后我还希望能为自己的祖国成为一个音乐强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音乐普及、音乐基础教育的全面化，以及音乐市场的正规化等方面。我想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才能告慰我的父亲和那些对我寄予殷切希望的前辈们的在天之灵。
（本文摘自《往事如乐》，吕思清自述，东方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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