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19世纪的德国犹太人。他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家而被德国驱逐，经法国，最后逃亡在英国。他就是马克思。
一个是20世纪的德国犹太人。她作为犹太人而被德国驱逐，经法国，最后定居在美国。她就是阿伦特。
马克思的思想不是因为被德国驱逐而如此发生，而阿伦特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被德国“驱逐”这一事件密切相关，阿伦特关于马克思的观点至少是如此。德国“驱逐”阿伦特，不是基于马克思的思想，但阿伦特很显然将它们做了某种归类。19世纪的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驱逐”（“批判”）了很多在他看来是反动的、庸俗的和肤浅的思想人物，但已经无法“驱逐”他后来的族人阿伦特，而阿伦特在自己的著作和讲演中，不断地“驱逐”着这个先去的族人。
根据介绍，1951年阿伦特开始思考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论述，但是比较集中地思考马克思的劳动观是从1953年春开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就是根据阿伦特195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讲座的手稿翻译的。该手稿2001年起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网页刊登，成为可以自由阅读、下载、翻译的公共资源。
该书由两个手稿构成。从全书的论述来看，阿伦特几乎建构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三个阶段：希腊早期先于哲学产生的政治思想、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尼采）之间消失于哲学中的政治思想、马克思之后的政治思想。第一个阶段，在整个论述中，有点类似于中国传统文人心目中的“三代之治”。在这三个阶段中，还有一条线索，就是希腊早期先于哲学产生的政治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如隐如现地再现、成长和壮大，比如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及其在美国比较完美的实现。从时间上来看，阿伦特是在这三个阶段中来考察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种种纠葛。从内容上来看，它牵涉到政治思想的各个方面，比如劳动、政治活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法、权力、统治、支配、自由、平等、国家、暴力、传统、革命、哲学、政治哲学传统，等等。
这些问题、概念、时期，还有无数的思想人物，虽然在全书中层出不穷，但几乎都是不断地被编织在阿伦特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句名言的讨论中。第一手稿中所讨论的三句名言与第二手稿中所讨论的三句名言，有两句是重复的，因此实际上全书主要讨论了马克思的四句名言：“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支配他者的人不能获得自由。”“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在阿伦特看来，这些“结论性论断不仅都是非常有名的，而且以一种简洁的形式把那些根本性的冲击和经验包含在其中了。被包含在他这些观点中的最初的冲击和经验，成了他以后所有理论的基础”。这就是阿伦特对待马克思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方式。这是我们阅读这本著作时所必须注意的。马克思的思想能否如此对待？如果能够如此对待，那又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对待？这种对待又必须坚持怎样的限度、尺度或者谨慎？阿伦特是否是在这种意义上对待？阿伦特的对待又是否坚持了这些限度、尺度或者谨慎？我们又应该如何阅读这种对待？如果在我们的阅读过程中，不时地带着这些问题，而只是看阿伦特的结论是否与我们心有戚戚焉，那就可能带来进一步的偏离。
阿伦特并没有忽视马克思的意义：“马克思正是最早发现产业革命中产生的各种问题的人。因此在歪曲了马克思提出的问题的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处理当今日益紧迫的问题所需要的重要素材和帮助。”她认为我们不应忽视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很显然，她已经把马克思看成了产业革命以来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提出问题者之一，但也是如此而已。
其实，在阿伦特与马克思的“相遇”中，我们许多人可能会因很多显而易见的论述而激动不已，但在我看来，关键之处，或者说核心之处，还是他们关于“劳动”的理解差异。因为这一理解，至少构成了他们的思想系统差异的逻辑支撑点。笔者这么一说，也许会坠入阿伦特所说的“政治消失于哲学”的状态，但是阿伦特的写作本身已经具有哲学逻辑的特点。
尽管阿伦特指出，“马克思是19世纪唯一的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叙说了19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解放的思想家”，但她还是一直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只是“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一种“人类营生活动”，是一种受必然性强制的活动。而在阿伦特看来，“共同的世界是能超越这种必要、超越了自然及其代谢活动的人们之间形成的世界”。“劳动”只是政治的“前政治”的条件，只能停留在政治的外面。阿伦特在这个基础上，又建构了“工作”和“活动”两个概念，认为“活动”才是所谓的政治行为。
在很短的文章中很难讨论阿伦特和马克思关于“劳动”的理解的差异的形成，但笔者坚信阿伦特完全误读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阿伦特非常赞同列宁的观点，即不懂得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无法读懂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她本人在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就根本没有遵循这个观点。“劳动”最初级的意义，确如阿伦特所说，是一种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活动。但是，马克思的伟大并不是因为发现了这一点，而是因为发现了这一活动的基础性和生成性，特别是生成性。阿伦特所谓的政治的“前政治”的条件，就是“基础性”的一种表现。“劳动”这一活动的“生成性”，在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有比较精彩的阐述，比如工具性劳动与数学、逻辑的产生的关系。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劳动”有了总体性的特点，尽管它首先是那个初级意义。当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废除劳动”这一主张与“劳动创造人本身”这一观念有矛盾时，笔者就明白了阿伦特根本不知道如何进入马克思的辩证文本。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美]汉娜・阿伦特著，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1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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