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睡前读几页书的习惯。是夜抓起朱大可新著《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话语转型》（以下简称《盛宴》），想酿些睡意好困觉，可一读竟至次日天明，觉没睡成，书却读完了。一本学术性专著，能够使读者不忍释卷，起
该书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作者力图对国人的一个群体――流氓及其文化，做社会学兼有历史学意义的考察。我国自古的基本国情即为人口众多和生存环境超载，加之农耕经济生产力低下，遇天灾人祸常发生可怕的饥馑，造成万千饥民丧失家园，盲目流窜，史称流民（或谓游民）。及至近代，传统产业破产加速（如铁路取代漕运便让漕工们丧失生计），亦使流民队伍不断增添成分，形成特有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当然也有其一定的文化形态。流民有极大破坏能量，历代王朝更替均有他们的作用，因而统治者畏之，革命者则利用之。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党人都与“游民无产阶级”存有很深的关系。对这些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确是个挺有意思的课题。
不过，学术研究讲究定性，综合分析重在分析。客观事物是纷繁复杂的，如果没有定性分析，你归纳得越广泛越彻底，学术性反而越欠缺。《盛宴》的毛病恐怕就在这里。作者编织了两只巨大无比的箩筐，分别给它们贴上“国家主义”与“流氓”的标签，接着把中国历史文化一分为二，几乎是全部装进了这两只筐子。在“流氓”的大筐里，有孔子、墨子，有李白、杜甫，有竹林七贤，有徐渭、唐伯虎；还有当代形形色色“喧嚣的大多数”。作者给这些“流氓”下定义为：遭遇身份危机，怀有异乡情结，并带有精神焦虑的人。如此模糊且泛泛的说法，真是可以把社会（特别是转型期社会）各色人等都装进去的。但“流氓”这个概念，在词汇学上已有约定：其一层意思是指“无业游民”，进而再一层意思则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见《现代汉语词典》）。无限扩大“流氓”概念的外延，不仅词汇学上通不过，读者也不会接受。前些年，本人曾在一篇文章中驳斥把进城农民工比作“流民”的说法，指出：今日“民工潮”绝非旧日“流民潮”――这些出外打工的农民兄弟――他们有家有田（不少家中还盖起了小楼）而非流离失所；他们满怀希望而非绝望；他们的流动是向着城市，去建设城市，去创造美好的新生活，而非为破坏。这是中国从古代迈向现代的良性发展，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进步之潮！不错，从施耐庵、罗贯中笔下的梁山好汉，到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们，我国古今文学作品拿流氓做创作素材的不少（外国也同样有著名作品如《教父》）。显然，描写流氓的文学不等于流氓文学。而《盛宴》似乎不大注意这种区别，更有甚者，书中把某政治家的诗词与民间对其进行的流氓式亵渎也混为了一谈，则属于不该有的硬伤。
一般说来，流氓属社会边缘人，文化很低，温饱堪忧，他们的东西是进不了文学殿堂的。也有特殊情况，整个社会出现文化断层，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全国青少年都没有书读，一些孩子浪迹社会，沾染流氓习气，《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包富德写中国“文革”的那本海外畅销书里收有当年三位时髦青年的照片：头戴绿军帽，鼻架蛤蟆镜，照片的说明文字便是“Three young liu-mang”。后来社会恢复正常，那代青年中产生的作家，其意识和语言遗留些痞子味道，应不奇怪。把他们的作品归为流氓文学则显过分。至于现时文化生活中，格调低下的东西反受欢迎，“黄段子”满天飞，那是因为我们受众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道德水准下滑的缘故，用“流氓的盛宴”来评价就有些愤世嫉俗的情绪了。
最后要声明：本人的上述议论，绝无整个否定《盛宴》一书的意思，它能令我一夜未眠地捧读，足说明其对读者的吸引力。作者朱大可先生下了不小的功夫，搜集大量文化资料，提出视角新颖的观点，其中不乏精妙的批评，独到的见解，在文学批评普遍弱化的今天，很是难得。如果不在严肃的学术讲坛，而在神侃的文化沙龙，欣赏这番既渊博又入世的高论，任谁都会击节叫好的。
《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话语转型》，朱大可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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