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世威尔”这个译名和《莎翁情史》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把近乎神明的莎翁拉到了喧嚣扰攘的尘世，和贩夫走卒有审美趣味上的同一性。这反倒贴切：
格氏在该书中宣称：“文学批评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阐释者的身份，同时有目的地把文学理解为构成某一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一种文化诗学。”在发明“新历史主义”这一名词后，格林布拉特很快又把“文化诗学”作为新的追求。
在环境与作品间，关键的环节还是作者。盯紧作者，在他所处的时代环境、社会经济的流通和商讨中，似乎可以投射出一切在作品文本上的影子。我们可以看到，《俗世威尔》从连篇累牍的史料――看看书尾长达11页的参考文献说明――中钩沉锱铢，拼贴出莎翁禀赋与气质来源的一幅幅图像。
为什么是“拼贴”？在传统史家的眼里，史实应当是确凿不疑的。《俗世威尔》中太多的“也许”招致了许多饱学之士的怀疑。《莎士比亚通讯》编辑托马斯・彭德尔顿称，该书“表面是谨慎的学术成果和经过慎重思考所做出的评价，实则几乎都是无根据的推测”。的确，类似“也许他已逐渐厌倦了自己的走红，或是开始追问它的价值”等语，放在传记里既不可靠，又近乎废话。然则，在格林布拉特看来，或许这才接近历史真实。
“如果莎士比亚确实在兰开夏……他肯定吸取了关于危险以及谨慎、隐藏和谎言之必要的深刻教训。”这一推测性的结论，是在详细描写了伦敦桥上的恐怖风光后得出来的。桥上的柱子钉着异教和叛逆犯的首级，有30多个；莎士比亚的远亲爱德华・阿登和阿登的女婿约翰・萨默维尔的首级“在相对的柱子上裂口而笑”。格氏魔鬼般的笔法绘声绘色地把伊丽莎白时期英国高压统治的气氛献给读者。由此，对于莎翁抒情诗中宗教、道德、政治等观点的表达，何以犹抱琵琶，读者一定有了感同身受的了解。而天主教和英国新教间，关于仪式所引起的冲突，也为老哈姆莱特的“甚至于不给我一个忏罪的机会，使我在没有领到圣餐，也没有受过临终涂膏礼之前就一无准备地负着我的全部罪恶去对簿阴曹”之恨作了绝佳的注解。
当然，这些并非格林布拉特的独自发现。他只是用生花妙笔把当时的社会尽可能铺陈而已。书中文本的组合连缀揭示出许多历史的可能。
《俗世威尔》可以看作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的又一实践，也是他钻研莎学数十年的集成之作。不止这些，格氏的文学才华也使本书有些才子书的性质。笔法跌宕起伏，叙述惟妙惟肖，可以说他在撰写一部人间正剧。然则，和大部分的莎翁传记不大一样，剧中主角莎士比亚只是一根时隐时现的暗线。虽然所有叙述其实都围绕他展开，但格氏时时宕出数笔，去精雕细刻他的时代，扰攘喧嚣、乌烟瘴气的伦敦城。对于大学才子这个和莎翁紧密相关的团体，格氏毫不吝惜笔墨，把马洛、纳什、格林等几个才华横溢又飞扬跳脱的家伙，写得穷形尽相。这里有些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非但所写的内容，与主题有着莫大关系，而且这些内容本身，也足以飨读者之目。
《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著，辜正坤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42.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