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小巴黎》（1891）的插图，两位女士在马德里郊外用剑来解决纷争。
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当今中国出现了一些颇受大众欢迎的知识分子，其中的佼佼者有易中天
该书作者霍华德曾是“二战”时期意大利战场上的上校，战后进入伦敦国王学院的历史系，成为历史学教授。他不像他的同事们那样，战后继续研究中世纪的宗教社会或斯图亚特王朝的财政状况，而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战争社会学研究。半个世纪以来，他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引导并建构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决策者们所面临的困境这些严肃问题的公众舆论。身居学术机构的这些知识分子的道路从来都不会顺利。霍华德早年就因为要开战争研究的课程而与历史系的头头发生激烈争吵。他逐渐地认识到战争研究只能是门兼收并蓄的学科，须与战略研究、国际关系研究以及社会学、伦理学与文学结合在一起。最终，战争研究系终于成立了。曾记得学者周国平在一次讲座时曾说自己由于写散文而被其任职的社科院哲学所领导指为“不务正业”，据说易中天在出名前的一段时间在厦门大学中文系的日子也不好过，看来中外这类知识分子的道路还颇为相似，因为中外“象牙塔”都不是来去自由之所在。
自从有了“伊妹儿”（e-mail的一种汉译，电子邮件与女性凭空扯上关系，也许正是网络性泛滥等不讲礼现象的一个象征吧），人们就不怎么用纸与笔写书信了，同时似乎也把传统书信上的一些礼节给丢弃到九霄云外了。《电子邮件发送面面观》（SEND：The How，Why，When and When Notof E-mail，by David Shipley and Will Schwalbe，Canongate）的一大内容就是告诫我们如何避免一些陷阱带来的“粗鲁”。
作者认为“Cc”（抄送）因其“暧昧”而常成为“雷区”。例如，当你想要感谢一个人（但同时又想让他人知道）时，需将他人放到“Cc”框内。若把所有人都装入“To”（收件人）区域，那么应该得到感谢的人就会感觉被轻描淡写了。用“Cc”也是有讲究的。若把表扬信抄送给某人的上司，那是将表扬广泛宣传。相反，若抄送给某人上司的是抱怨信，那么就是增强对其进行谴责的分量。作者还建议避免发送刻薄或愤怒的电子邮件，因为电子邮件更易被截获从而公之于众。最后，作者列出了电子邮件易犯的八宗死罪，其中包括“含糊其词”、“不尊重人”、“纠缠不休”（如Re：Re：Re：Re：Re：Re：那事）、“太过随便”、“失礼”等等。笔者记得十年前手机还是贵重物品，而电子邮件更是稀罕物时，若拥有其中的一件都会引发好奇或羡慕，但在十年后的今天，引发好奇或不解的竟是你竟没有或不用这两样东西。著名文学评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就宣称自己是“我们并不需要电子邮件的活证据”。他的原则是“任何人若真有话要说都可以写在纸上”，从而避免了大量无由头的闲话泛滥。在他看来，“即时交流，就像速溶咖啡那样，都不是真货色”。
中国的婚嫁排场早已举世闻名，近年又出现了“婚礼产业”这个时髦的词，说的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不惜为一天的体面而花掉还来不及赚到的钱。最近，英国企鹅出版公司（Penguin Press）的《一个完美的日子：出售美国的婚礼》（One Perfect Day. The Selling of the American Wedding，by Rebecca Mead）也把目光对准了现代美国婚礼的排场与奢华。在作者看来，美国的婚礼是一次廉价的多情善感与高价的自我陶醉的操练，主动权完全掌控在一个狡猾地要从沉浸于浪漫幻觉中的新人们那里牟利的产业手中。书中对原本童话般的婚礼的描绘也是极其昏暗的：婚纱礼服不合身，新娘几乎迈不开步，面纱还遮掩了笑容、司仪是临时雇的、新郎新娘花掉了超出自己有能力支付的钱。作者分析说，新人们如此热衷于婚礼排场是因为他们明白婚后生活终将是让人沮丧，而追求婚礼的轰动效应与穷奢极侈是与无过错离婚使得婚姻变得空前地不稳定相伴相生的。看来，美国人也是要“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潇洒走一回”的，但其中有个本质的区别：中国步入婚姻殿堂的年轻人往往要花掉父母一辈子的积蓄，而美国人一般是自己掏腰包。
其实，婚礼的奢侈反映的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消费文化，而大众的消费文化其实是人人参与建构、推波助澜的，但知识界的态度却大多予以批判。美国新近出版的《被耗尽：市场是如何腐蚀孩子、让成人幼儿化并整个地吞噬公民的》（Consumed.How Markets Corrupt Children,Infantilize Adults，and Swallow Citizens Whole，by Benjamin R.Barber，W.W.Norton & Company）是又一次由知识分子表达出来的对社会的不满。在作者看来，孩子们的生活被简化到了上街买东西，他们的个人身份被品牌所取代，成人被诱入儿童化思维模式从而追求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其品位与消费习惯都让消费文化牵着鼻子走。他显然是不敢苟同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切，因为全球化导致的是“激进的消费主义社会让资本主义与民主成为了对立面，并损害了双方”，同时让“公民的命运飘摇不定”。
这个社会什么事情都有时髦，而任何时髦都不怕没人赶，前几年中国媒体大量报道并展开讨论的就有男女合租、做“全职太太”两件事。其实，这些本都属于私事，是没有太多必要拿出来示众的，然而当前的媒体对涉及女性或男女关系的事情嗅觉特别灵敏，行动也特别迅速，是不可能不予以贡献版面的。在中国，这些时尚话题往往是一阵风过，不留痕迹，而在西方一般就会有人对此做全面调查、理性分析，最后形成著作予以出版。《女性的错误：我们是否放弃得太多了？》（The Feminine Mistake：Are We Giving Up Too Much? by Les lie Bennetts，Hyperion SVoice）就是对同样困扰西方女性的“是否做‘全职太太’”问题给予分析，并指出较合理的途径。简单地说，该书是告诫那些准备选择做“全职太太”而放弃工作的女性们要三思而后行，理由是她们正在下一个巨大的赌注，弄不好下半生就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后悔莫及的。作者列举了放弃工作的诸多危险以及坚持工作的好处，并对“‘全职太太’好处多的神话”以及母亲不堪家庭与工作双重压力的过分渲染逐一予以驳斥。在作者看来，“母亲之职仅是临时工作”，因为一旦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全职太太”们就会不知所措。此时若再去找工作，合适的工作往往就不再青睐她们了。即使在孩子需要照顾的时候，放弃工作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离婚、丧夫以及丈夫生病或失业均会让女性陷入经济困境”，也就是说女性企图完全依靠配偶生活往往会打错算盘。作者还引用现有的研究成果指出，工作中的女性不仅比“全职太太”要快乐些，而且也更健康，工作与家庭两结合事实上对女性有益，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益处会愈加明显。
最后介绍一部其话题与中国扯不上边的著作――《黎明枪声：决斗的历史》（Pistolsat Dawn. A History of Dueling， by Richard Hopton,Portrait）。决斗是17-19世纪西方的贵族与城市中产市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其荣誉感的特殊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当时西方的文学作品或反映那个时代的影视剧里频频看到这种戏剧性场面的缘由了。西方名人参加决斗的例子比比皆是，如1798年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the Younger）、1804年美国副总统亚龙・伯尔（Aaron Burr）与首任财政部长亚力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829年英国首相威灵顿公爵（Duke Wellington）、1837年俄国诗人普希金、1841年德国诗人海涅、1897年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等等，其中普希金与法国侨民乔治・丹特斯男爵进行决斗时身负重伤，不久付出了生命。
作者首先说明了决斗的三要素，即挑战者、在场的助手以及打斗的规矩，正是这三要素使决斗区别于普通的武装打斗。接着，该书分析了18世纪末决斗武器从剑到枪的演变、德国学生决斗的传统、决斗与法律的宽容度等问题。在作者看来，军方是决斗的温床，决斗还和时代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总觉得决斗应该都是你死我活，但据作者研究，情况并非如此。他说在19世纪末决斗成为了法国的时尚，甚至连羸弱多病而不得不隐居的普鲁斯特也感觉到非斗不可，但法国的决斗很少有伤亡发生。曾有位法国记者的妻子为丈夫的突然失踪而忧心忡忡，当她被告知丈夫去参与决斗了，才如释重负，说：“谢天谢地，他终于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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