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老张的哲学》
1926年7月号的《小说月报》开始连载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作者是个陌生的名字“舒庆春”，从8月号起，改署笔名“老
适之先生：
先介绍我自己：舒舍予，北京人。现在东方学院（SchoolofOri鄄entalStudies）教京话和中国文学。我读过先生的著作，在教育部国语讲习会听过先生的讲演，可是先生不认识我。
我打算看你去，不知何时得暇？
我刚写成一部小说，想求先生给看一看。原因：
1、我前者作了一个小说，寄给上海郑振铎。他已允代刊印，我又后悔了！因为，我匆匆写好，并没加修正，可是郑说，已经付印，无法退回。所以这次我想非请个人给我看一看不可。
2、我的小说写得非常可笑，可是，是否由滑稽而入于“讨厌”，我自己不知道。这又是一个要请教的地方。
我的小说约有三百页，三四天便可看完，如先生不十分忙，我真希望能代我看一看！如先生太忙，我就不敢去了。
敬祝平安！舒舍予拜我的通信处：
C．C．Shu
31.St．James's Square
Holland park W．11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材料来看，这是老舍最早的关于自己创作的书信，对于了解和研究老舍的早期创作无疑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此时《小说月报》刚开始连载《老张的哲学》，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也刚刚脱稿，老舍想请胡适看的应该就是这部《赵子曰》。而胡适这段时间正好在英国伦敦参加中英庚款会议，紧张的公务之余，忙于查访伦敦和巴黎所藏的敦煌经卷，并且有了重要发现，特别是大英博物馆的材料对他日后研究神会和尚和禅宗史大有裨益。几十年后胡适在做口述自传时对此依然津津乐道：“我在伦敦看了一百卷；在巴黎看了五十卷。使我且惊且喜的则是我居然发现了有许多有关中国禅宗史的重要资料；尤其是有关八世纪中国北派禅宗和其同时的其他禅宗各支的资料。”“在1926年之前我们所知有关神会和尚的著述只寥寥659个字，这个短篇对这位禅宗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了解实在太有限了。可是在1926年我竟然找到了约有两万字上下的资料。”（《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对老舍这封谦逊而又略显唐突的信，胡适有没有作复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在那样忙碌的时候让胡适专门抽出三四天时间去看一部长篇小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从胡适一直坚守的写实的文学观来看，估计此时的他也不会欣赏老舍的这部长篇小说。据老舍的好友梁实秋回忆：“胡适先生对于老舍的作品评价不高，他以为老舍的幽默是勉强造作的。”（《梁实秋怀人丛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2月版）
同时，这封佚信对于我们辨正一些在老舍早期创作上的误识也很有帮助。如舒乙在其最近出版的《我的父亲老舍》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老张的哲学》完稿之后的情形：
恰好这时《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在伦敦住了几个月。他对父亲说：“既然写好一部，就拿给我看看嘛。”父亲让他看了原稿，郑振铎的评价是：“这不是很好吗！”父亲这才把稿子一卷，往邮筒里一扔，寄给了北京的白涤洲。白看完之后，按父亲的意思，给了罗常培，罗看完了又转呈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看法是“地方色彩颇浓厚，但技巧尚有可商量的地方”。（见罗常培：《我与老舍》，1944年4月19日昆明《扫荡报》副刊）
这段表述其实是不准确的。
《老张的哲学》1926年完稿，这一年郑振铎尚在国内主编《小说月报》，1927年5月，郑振铎才因“四一二”后白色恐怖加剧，在众多亲友催促下远赴法国，由叶圣陶代其主编《小说月报》。到欧洲以后，郑振铎曾先后几次与老舍通信、聚餐。显然，1926年连载的《老张的哲学》、1927年连载的《赵子曰》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原稿都是老舍从伦敦邮寄给上海的郑振铎的，而不是在欧洲当面交给他的。
鲁迅对《老张的哲学》的评价来源于老舍的好友罗常培的说法，这一说法长期以来为研究老舍的学者们所接受。然而，从老舍写给胡适的这封信以及鲁迅与罗常培的交往情况来看，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似乎并没有给鲁迅看过。一、老舍此信中说：“我前者作了一个小说，寄给上海郑振铎。他已允代刊印，我又后悔了！因为，我匆匆写好，并没加修正，可是郑说，已经付印，无法退回。所以这次我想非请个人给我看一看不可。”有了这第一次的教训，所以写作《赵子曰》和《二马》的时候他才格外认真谨慎。除了在结构上更用心之外，还请其他人帮忙看稿、提意见。反过来也可以看出，老舍创作《老张的哲学》的时候，“玩票”的意味似乎更多一些，除了许地山，并未让其他人看过，这一点老舍自己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说起过，小说写完后，“许地山兄来到伦敦；一块儿谈得没有什么好题目了，我就掏出小本给他念两段。他没给我什么批评，只顾了笑。后来，他说寄到国内去吧。我倒还没有这个勇气；即使寄去，也得先修改一下。可是他既不告诉我哪点应当改正，我自然闻不见自己的脚臭；于是马马虎虎就寄给了郑西谛兄――并没挂号，就那么卷了一卷扔在邮局。两三个月后，《小说月报》居然把它登载出来，我到中国饭馆吃了顿‘杂碎’，作为犒赏三军”。第二部小说《赵子曰》写完后，老舍说曾“交给宁恩承兄先读一遍，看看有什么错儿；他笑得把盐当作了糖，放到茶里，在吃早饭的时候”。（《我怎样写〈赵子曰〉》）在1935年的这篇创作谈中，已是名作家的老舍描述了好友宁恩承当年替他看《赵子曰》的情形，却并未指出他还曾致信胡适或请其他人请求看稿的事。这封致胡适的佚信让我们看到，老舍对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更加严谨的态度，他不仅请好友把关，还想请已经声名卓著的胡适帮忙“鉴定”。二、从鲁迅日记来看，罗常培与鲁迅之间的私人交往应始于1926年9月他们共同应林语堂之邀就聘厦门大学。鲁迅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的日记中曾7次提到他们之间的过从。在这种情况下，罗常培当然有可能将老舍的小说稿交与鲁迅，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意见。如果这件事情成立的话，那么从时间上看，鲁迅看到的只能是老舍想给胡适看的这部《赵子曰》。三、罗常培写《我与老舍》的时间是在1944年，距离老舍写作第一部小说已经18年了，且《赵子曰》与《老张的哲学》的写作相隔时间并不远，因此也极有可能是罗常培误将《赵子曰》记作《老张的哲学》了。
至于书面评价，鲁迅在1934年6月18日致台静农的信中指摘当时的文坛小品之风流行时曾经捎带批评到老舍：
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其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
回顾现代文学史上有关小品文的争论，我们不难理解鲁迅对老舍的评价之低。一方面鲁迅认为“‘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一方面鲁迅也确实捕捉到了老舍早期小说创作及《论语》时期的随笔小品中某些失之油滑的缺点。
从老舍致胡适的这封佚信，我们可以看出，初登文坛的老舍对自己的这种创作方法是比较矛盾的：“我的小说写得非常可笑，可是，是否由滑稽而入于‘讨厌’，我自己不知道。这又是一个要请教的地方。”而当时的文坛，对老舍的这种写法也各持己见。作为发现老舍的伯乐，《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一直对老舍的创作持称赞态度，1926年6月号的《小说月报》的“最后一页”中，郑振铎曾为《老张的哲学》的发表做预告，他指出“《老张的哲学》是一部长篇小说，那样的讽刺的情调，是我们的作家们所尚未弹奏过的”。1927年1月号的《小说月报》的“最后一页”中，他又预告：“从第三号起，将登一部长篇小说《赵子曰》，那是一部篇幅很长的作品，也许至年底才能完全结局。《赵子曰》的作者，为写了《老张的哲学》的老舍君，而这部《赵子曰》较之《老张的哲学》更为进步，写的不是那一班教员闲民，写的乃是一班学生，是我们所常遇见，所常交往的学生。老舍君以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京学生生活，写北京公寓生活，是很逼真很动人的。把赵子曰几个人的个性尤能浮现于我们读者的面前。后半部的赵子曰却入于严肃的叙述，不复有前半部的幽默，然文笔是同样的活跃。且其以一个伟大的牺牲者的故事作结，是很可以使我们有无穷的感喟的。这部书使我们始而发笑，继而感动，终而悲愤了。”浦江清曾以“微言”的笔名在1928年3月19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评〈小说月报〉第十卷》，在谈及老舍的《赵子曰》时，他称赞“老舍君于人格描写颇努力。其观察颇能深进一步”，同时也指出其欠缺在“第一其材料少剪裁，如写公寓生活，贪多而散漫。第二其书中主要人物缺乏深刻之心理分析。第三其写校长风潮女权发展会神易大学诸处太夸诞过火”。而朱自清也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一文中，指出这两部小说“都有一个严肃的悲惨的收场，但上文却都有不少的游戏的调子”，因此，“‘发笑’与‘悲愤’这两种情调，足以相消，而不足以相成”，同时他认为老舍那“轻松的文笔”“只可惜虽‘轻松’，却不甚隽妙”。
确实，老舍最早的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有笔头酣畅但缺乏节制的通病。老舍后来曾自谦地说，他最初是抱着“写着玩玩”的想法写起小说来的，那时，他还“不懂何为技巧，哪叫控制”，往往“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要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此后的小说创作中，他对这种写法作了很大的改进。
对于老舍小说中的幽默，赵园曾经有过一段很辩证的论述：“老舍小说艺术风格最突出之点是幽默，而最能败坏人们胃口的也恰恰是幽默。”“当幽默不是从对性格的发掘中产生，不为情节所需要，而是一种外加的‘佐料’，‘为招笑而招笑’时，他的幽默就显得肤浅。这种情况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最为常见。”（《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显然，认识到这一点，丝毫不会贬损老舍早期创作的重要价值，反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更历史地理解老舍的创作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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